小众middot来稿逆风唏嘘不已

平静叙述，平静叙述……不急不慢，不紧不慢……我却读到“头皮发麻”，然后感同身受……有的人用技巧写作，有的人用生命写作……有人问，生活是什么，回答说，生下来，活下去。——我推荐李喜春，生的不易，活的艰难，如此真切，而这些都是平静的、平静的和平静的。

——小众编辑：半树

逆风

引言：逆风时，你当奋力前行，歌唱着。

我本来不想要你，可你命大，活下来了。

母亲说这话时正坐在炕上纳鞋底。偌大的窑洞里，一盏十五瓦灯泡从窑顶吊下来，悬在炕沿上方，灯口地方罩着一张发黄的白纸，灯光聚到灯下，母亲手里的活便亮了些。针在头发里一划，鞋底上一扎，顶进去，抽出来，拉尽，抻紧。母亲手快，出活，而且做的好。她身边的藤筐里，整整齐齐码了一排鞋底。这一轮做的是棉鞋，家里大小八双脚。母亲夏天就开始打袼褙了，白天上地做饭洗衣喂猪，晚上就着十五瓦灯泡，一直要做到半夜。她说，宁叫鞋等脚，不叫脚等鞋。母亲一辈子不示弱，日子再艰难，总要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就是补丁，也要补得周正端庄。

我趴在炕沿上写作业，这话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母亲说过了，像是听着别人的故事。

母亲看我一眼，过去都是好年光，没觉着就长这么大了。

那时一看又是个女子我就不想要，都五个女子了，一个挨一个，你奶早不在了，又没老人帮忙招呼，你爹在大队，像个客人，回来就是吃饭睡觉。屋里屋外就我一个人，一年到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鞋子衣服都是晚上你们睡了我才做。一样是吃，人家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长大能干活，能顶门楼子，要女子有啥用。

我打断母亲，爹说他有五个小棉袄，一辈子不冷呢。

噢，他不冷了，把我挣死，母亲嗔怪道。你爹一辈子爱女子，多少都不嫌多。我不想要你又不敢说，趁他出去，我把你放在炕眼上，拿褥子轻轻一蒙，连头带脸都蒙住了，我把枕头拿了一下，又放下了。做着饭心里又不安，过一会儿就停下手里的活，听听你的动静，有时好像听见你动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心一松，没事，过了一会儿再听，又没声音了，心里就突突地跳起来，大概没气儿了吧？我不敢看。一会儿往门外看一下，看你爹回来没有。听见他脚步声进了院子，我才忙忙结结赶紧做饭。你爹进到屋里，先到炕上去看娃，我心又扑通扑通。就听他呵呵地笑，你看这小东西也知道炕眼儿暖和，脸都睡红了。我一听，心咚一下落到腔里，这娃命大，世上该有她一碗饭。

母亲纳完一双鞋底，掰平整了，码在筐里，又拿起一件半成的棉裤。你腿怕凉，妈先给你做棉裤，不要套子，是新棉花，穿上腿热，你去年的套子我撕了给你姐她们添上。

母亲又回到刚才的话上，那年月，谁家孩子都多，不想养也没处送，生下来就压在尿桶里或是晚上拿出去，往野地里一扔，一夜就没了，叫狼叼跑了。

母亲说的扔孩子这事我有印象。

一个僻静的高崖下，一块荒地里。孩子的尸体早没了，只有几片零星的小布片，是婴儿的衣服抑或裹单。据说这孩子是邻家婶子的。她一直想要个儿子，可每次生下来都是女儿，她丈夫就趁夜把孩子抱出去扔了，印象中，扔过好几个。我至今不能想象，一个人要有怎样的铁石心肠，才能亲手扔掉自己的骨肉。都是活着扔掉的，他就在孩子不绝的哭声中离开，这哭声只能招来狼。狼把孩子吃了，连骨头渣都不剩，几点布片散落在地里，昭示着撕扯的痕迹，让人想象得出暗夜里狼的残忍，孩子的无助与挣扎。我看得心惊胆战，后背一阵阵发毛发凉。再见到邻家叔叔，我忽然想到那孩子，偷眼看他，死死地盯一下，再盯一下，感觉他就像一只狼。他却依旧亲热地喊我，拿我的小名开玩笑，这时候我又觉得他温和平静，一派安详。

母亲说，命大的孩子命硬，命硬的孩子会克大人，我就在你身边围了一圈炉灰，有灾事你自己揽着。

母亲一语成谶。

一岁时，母亲说那时我刚开始学走路，能一个人扶着炕沿摆。她做饭时，我就在炕沿上来回摆，从这头到那头，很乖。晚上睡觉，我爱把腿翘到母亲肚子上，拿下去，又翘上来。一天晚上，她感觉肚子空空的，便把我的腿往她肚子上一放，滑下去了，再放上来，又滑下去了。她叫醒父亲，两个人轮番试验，我的腿软软的，根本站不起来。他们揉啊搓啊，折腾了一夜，早上起来赶紧抱到卫生院，医生一摸我的手，说，你孩子全身都麻了，一检查，腰上肿起鸡蛋大的一个硬块。诊断结果，脊髓灰质炎，就是俗话说的小儿麻痹，而且是最严重的，估计得终身瘫在床上了。

回来时，是父亲抱着我，母亲一路跟在身后，木木的，不说话，也没有眼泪。我在父亲肩头焦躁地喊着刚刚学会的一句话，要妈，要妈。母亲看我一眼，并不伸手，还把目光移开了。大概意识到母亲不会抱我，便转移注意，看着路边的风景，一会儿指指花，一会儿指指草，咿咿呀呀，说给父母，也是自言自语。

刚刚站起来的我又回到几个月前，只能坐着，或者爬着。母亲做活时，把我放在小板凳上，靠墙坐着。白天走到哪里就把板凳和我搬到哪里。晚上做完针线活，躺在被子里，摸了我的腿，揉，捏，拉，摇，弯回去，伸开来。怕筋缩了，怕肌肉萎缩了，怕脚趾弯曲了。每一夜，困极了的母亲都是手里握着我的脚睡着的，半夜醒来，眼睛没睁开，先习惯地揉捏起来。

如果这样的心力付出能换来我的健康，母亲的心中就还有星火。眼见着，我是永远无法自主地站起来，哪怕是最简单的小便，我都要喊着母亲，妈，我要尿。一个枣木板凳，被我磨得光光的，滑滑的，板凳周围，一尺见方，那是我可以活动的最大范围。

我没问过母亲当时是否后悔让我活下来，也许她根本无暇去想。我倒是常常想，不如当初没有这个生命。

每个人来到世上，凡有幸活下来，自然都有一碗饭，只是这碗饭，有人吃得舒坦，有人吃得艰难。

我出生的村庄是三门峡蓄水时，和永乐宫一道搬迁的移民区，只是我们落脚在半川里，插在两个小村庄之间。整个村子只有一条巷道，几十户人家排成一排，相同的院子，相同的门洞，院子里清一色的两排松木厢房，是国家出钱统一给盖的。村西一个大坡，足足有二百米长，上到坡顶，是一块一块的梯田，作为风景可观可赏，作为庄稼地，却是瘠薄和荒寒的，没有机井灌溉，全靠天收，天旱时，麦子不到一尺高，都不用镰刀，就蹲在地里揪。和相对富庶的河滩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母亲常说，靠山吃山，靠滩吃滩，我们什么都靠不上。

那年月本来粮食就短缺，我们又地处干旱，人们出工都没劲头，常常是上地铃响了半天，大家才拎着衣服，一边往胳膊上套袖子，一边打着哈欠从门洞里走出来，三三两两往坡上走去。我坐在院子里，看到一个个身影从门前经过，母亲却没有走的意思。队长一家一家监督着，喊着，总是特意走到我们院子里，喊一声，会妈，上地了。母亲应着，哎，一会儿就来了。队长走到门口，回头看我一眼，又对着忙碌的母亲喊，快走啊，老不上地一家子吃啥呢。母亲对着队长的背影，小声嘟哝着，有多少活，非要全村人都去，我还不知道，都是混工分去了，当是干活去了。

村人最期待的是年终分红分粮。大人小孩都像被注了兴奋剂一般亢奋起来。男人拎着麻袋，小子跟在身后，女孩子也去凑热闹，一贯懒洋洋的村庄霎时喧腾了，千军万马赶赴前线似的。其实每个家庭也分不了多少，分得多的一麻袋就装完了，得了冠军般神情庄重，却掩饰不住激动，死沉的麻袋压弯了脊背，还从麻袋的压迫下歪起头，一叠声地招呼不断。更多的人家只能分到半麻袋甚至不到。这是细粮，得仔细吃，混着粗粮算计着吃，一年到头才不至于断顿儿。

母亲也拎个麻袋去了，哥哥要去帮她背她不让。她拢拢头发，抹下袄袖，拍拍裤脚，抻抻本就平整的衣襟，嘱咐一句，看着锅里，气上来把柴退了。

我们一溜儿坐在窑前矮石阶上等着，直到昏暗爬上院墙，巷道里人声渐稀，就听见母亲响彻全村的嚷嚷，我分的是公家的粮食，又不是你家的，凭什么不给我，共产党坐天下不就是让人都有吃的嘛，我孩子多咋啦，长大了不都是劳力嘛！母亲气咻咻地一路嚷回家，扔了麻袋，坐在门前依旧气愤不平。

天彻底暗下来时，父亲高大挺直的身影从远远的土门进来，不紧不慢。父亲是大队会计，分管着几个小队的账，他知道我们家工分少，母亲领不到粮食，他一点不意外，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队长不可能把粮食大白天让母亲背回来。母亲看见父亲回来，又嚷起来，不给分粮食，说我们一年到头没人上地没工分，没工分我又不分红，总不能连粮食都不分，我一家把嘴挂起来啊。父亲不接话，捡起麻袋出了门，很快，他扛着半麻袋粮食回来了，母亲从他背上接下来，抬进后窑，这才下锅吃饭。

我低头吃着饭，心里惴惴的。总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是我拖累母亲不能上地，才让她受此屈辱。我的牙软软的，每咬一口，都下了很大的决心，费了老大的力气，犹豫着艰难地咽下去，每一次吞咽，都像是一次生死抉择，吃？还是不吃？不吃，分明是给母亲添堵，吃，又像是犯罪。我连带的别人都没饭吃，这世上哪里还该有我一碗饭。

我只能极力地把自己缩着，缩到谁都想不起来还有我这个人。我努力地缩小着，想缩成一只飞虫，轻轻悄悄地飞走，或者，就在家里自由地飞来飞去，不用吃饭，不用穿衣，不用母亲抱来抱去。

面对自己，成了我一生中时刻都要努力去完成的难题，且不断生成新的附加题，一次又一次考验着我生存的意志和勇气。

其实父亲每次背回的粮食都是记了账的，先欠着队里。就是这欠，也是因为父亲是大队干部，这在当时应该算是一种特权吧。记得责任到户时，一结账，我们家是村里最大的欠款户，共欠了队里八百元钱。

劳动吃饭，自食其力，一个最简单的生存之道，于我却像一个遥远的梦。长大后，我从来都不羡慕那些不用工作就有钱花，就有人养，生活优裕的无所事事的人。我常常会望着工地、田间、工厂那些忙碌的身影出神，我在他们身上感觉到劳动的愉悦和美好，我常常想，能劳动是多么幸福的事。因为劳动首先要拥有健康的身体。我还喜欢看运动员在竞技或训练场上矫健的身姿。我总是想告诉那些感觉自己不够幸福的人，拥有健康，你就是幸福的。

有人问，生活是什么，回答说，生下来，活下去。

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如当头一棒，暂时的，父母都有点措手不及，医院回来，他们继续抱着我，也抱着希望，到处寻医问诊。他们热切的目光投向每一个医生，他们的心情随着医生的脸色忽上忽下，忽热忽凉。但无一例外，所有的医生最后都无奈地摇摇头。每一次宣判，都是一次酷刑，每一个希望之后，都是更加深入的绝望。

我依旧无忧无虑，浑然不觉，饿了要吃，困了要睡，睡着了偶尔会抽泣，大概是梦到医生又在用针戳我的腿，试探我疼不疼，还有没有知觉。母亲看我一眼，长长的叹息弥漫在昏暗的窑洞，沉重如雾，化不开，挥不去。院子里，春天的阳光那么新鲜，那么亮堂，却照不进昏黑的窑洞。父亲的眉头拧成一个坚硬的疙瘩，如铁。

左邻右舍的叔叔婶子来了，陪母亲叹息一回，伤感一回，摇摇头，娃以后要受恓惶。邻家叔叔也来了，左看看，右看看，半晌说了一句话，去找老史试试。父母如梦初醒，是啊，死马当活马医吧。

老史是我出生前一年下放到我们村的，冥冥之中，似是天意。母亲说，要不是他，你哪里能站起来，更别说走路了。

村里人都叫他老史，我便叫他老史伯。

老史伯是个医生，从省城来。他刚到我们村时，村里人颇为轻蔑地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到底什么原因下放的，没人知道。就这么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来了。

队长来和父亲商量怎么安置老史伯，他一脸难色，你说给他派个啥活，一个看病的，又是城里来的，啥都不会，可没个事情做也不行。父亲沉吟一会儿，人家是个有文化的人，就别让他干活了，还当他的医生吧。

对老史伯，不论村人如何不屑甚至诋毁，父亲始终心怀敬重。当着大队干部的父亲，没有用他的职权给我们家谋取什么，却给老史伯准备了炉子，煤炭，又从队里要了棉花，让妈妈给他缝了一床新棉被。

从省城太原来到晋南农村，离开亲人，离开家，离开自己热爱的工作，蒙受了怎样的不白之冤被发配至此，这变故在老史伯的内心埋藏了怎样的伤和痛，我至今无法猜想。他宽厚圆润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温和的笑意，见了谁都认真地打声招呼，点点头，笑一笑。

老史伯有一门祖传绝活——针灸。中医针灸，最讲曲径通幽之玄妙，小小银针，从远远的地方扎下去，却在另外的地方产生神奇的变化，如现代理论的蝴蝶效应。村人大凡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他，能扎好的他从不开药。尤其是给一个妇女看好了十几年的偏头疼，又使一个乳房化脓生命垂危的小媳妇起死回生，更使村人刮目相看。再见到他，人们远远地就主动招呼，老史，吃了没，我家还有饭。看过病的人家更是热情，老史，母鸡刚下了几个蛋，先给你。老史，看你衣服上烂个洞，脱了我给你缝两针。

给我看病，老史伯用的是梅花针。

一岁多的孩子最怕见医生，何况天天去见。每天早饭后，母亲就会抱着我去扎针。我从心底里对早饭深恶痛绝又心怀恐惧。农村是九点多吃早饭，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盯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听着风箱扑通扑通的声音，想着这声音永远都不要停下来，想着锅里永远都不冒气。看到哥哥姐姐放学我就紧张，他们一放学就要吃饭。母亲喊他们把我抱过去，我沉着身子使劲往下坠，母亲走过来，不由分说把我抱到饭桌旁。我吃得相当慢，不断挑三拣四，给父亲说不要这个要那个，不吃这个吃那个，父亲总是极其耐心地由着我，我和他的两只碗不断在饭桌上换来换去。母亲匆匆吃完，麻利地收拾了饭桌，再也由不得我磨蹭。她弯腰抱起我，我便直着嗓子嚎哭，死命地要推开母亲的身体。

看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老史伯并不看病，他打开一只小木箱，变戏法似的从里面拿出一个长方形盒子，我立刻被漂亮的盒子吸引了，睁着泪汪汪的眼睛，抱着他递过来的盒子，把手伸进开口，掏出一块方形的东西，我看到老史伯安静而迷人的笑容。吃吧。我轻轻一咬，又香又甜，这便是传说中的饼干。

七十年代，一盒饼干是多么贵重稀罕，尤其在偏远的小乡村，几乎见所未见。妈妈说那是老史伯的家人从省城给他捎来的，自从开始给我扎针，他的饼干就没有断过，但他自己一片都不吃。有了饼干的香甜诱惑，我应该是乖了许多。

老史伯先是把我腰里鸡蛋大的一个肿块扎下去，母亲说，那个肿块不下去，你下半身就不能恢复知觉。然后是头皮针，梅花针密密麻麻扎在头上，老史伯用手不断弹敲针柄，梆梆梆，梆梆梆，敲出一个个黑黑的血珠。

老史伯还想方设法找来透骨草，每天晚上，母亲烧了滚烫的水，把药泡在盆里，热敷。水太烫，我常常挣扎着要挣脱，却被母亲紧紧地按住。母亲说，每一次看你受罪，心里都跟咽刀子一样，但心不狠不行，那时不受罪，以后要受一辈子罪啊。

感谢命运，它对我微笑了。

老史伯给我针灸的同时，建议父母让我加强锻炼。父亲日思夜想，终于给我设计了一个三轮车。底座是三角形，每个角装上轮子，靠怀里一侧用两根竖棍撑一横棍，作为扶手，从三角形顶端到扶手中间用一根斜棍连接，起固定作用。我连扶带推，车子往前滚，我跟着往前走。三岁，别人都满世界疯跑戏耍，我才开始蹒跚学步。我的世界就是我家的院子，从这头到那头。

老史伯的梅花针，父亲的三轮车，使我能够与命运握手言和，虽然留下终身残疾，但我站起来了。

七岁那年，背着书包，我也上学了。

命运的大手无情地捏碎了我的健康，我却在不幸之余赢得了最幸运的结局。

我看不见自己走路的样子，我以为，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游戏不能玩而已。比如跳皮筋，顶腿，踢毽子。能参加的游戏，我一样不落，抓子，走格子，捉迷藏。

童年的小伙伴许是从小习惯了我的身体，记忆中，没人骂过我，没人欺负我，更没人因此不和我玩，跳格子时，甚至没人嫌我身体不好拖了后腿。

年幼无知是罩在头上的一把伞，暂时的，遮挡了命运真实的面孔。

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小伙伴的出现。

他叫小九，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他是远房自家的一个亲戚，放暑假来姥爷家玩。

那天中午，天很热，我一个人去村外溪边玩。那里有一眼泉，水汩汩地冒出来，形成一条不大的溪水，涧两边的人家都在这里洗衣挑水，水清清的，浅浅的，很凉，很美。我从水里捞了一些小蝌蚪，还捡了一些贝壳，放在一个盛水的瓶子里，养一段时间，我再拿回来把蝌蚪放回溪里，让它们去找母亲。不远处，几个男孩在嬉戏玩水。路过他们时，一个陌生的男孩问我，你卖洋火吗？我没听懂，疑惑地问，什么？几个男孩哄地笑了，接着，这个陌生男孩领头，他们背课文一样齐声诵道，（此处略去几句话。）那个顺口溜我只听了一遍就牢牢记在了心里，像锲入心灵的一枚钉子，起初是汩汩的鲜血，后来就与心长在一起，不疼了，却永久留存。

那声音跟在身后，像无数利剑扎在背上，我想快快逃离，却怎么也走不快，我踉跄的背影让他们愈加兴奋，声音越来越高。六月天，我却感觉脸上贴了一层霜，冰凉冰凉，脑子一片空白，胸腔里满满的，愤恨，委屈，无奈，第一次感觉到心的跳跃，突突突，咚咚咚，似乎要从胸腔里冲出来，但我没哭。当那些声音渐渐远去，消失，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像经历了一场刀光剑影的杀戮，左躲右闪，终于逃了出来。

回到家，我已经平心静气，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母亲叫我洗手吃饭，我坐在饭桌前，像往常一样跟姐姐们说说笑笑。直到现在，无论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我从不对母亲说，也不对家里任何人说，虽然父母很爱我，虽然我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大概，因为他们太爱我，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不幸福。

那天晚饭后，大家都在院门口乘凉，那个陌生的男孩被他爷爷带着，来我家串门。母亲亲热地叫他小九，问这问那，还给他拿了一块烙饼，他一本正经地答着母亲的问话，小口吃着手里的烙饼，完全没有了中午的嚣张和肆无忌惮，时不时地瞟我一眼，他怕我已经给母亲说了或者将会给母亲说。

这件事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残缺的，畸形的，扭曲的。这种尴尬和屈辱于我才刚刚开始，后来的生活中，这样的状况一再出现，当然，多数时候是孩子，他们无知所以不懂得掩饰。其实我知道，成人眼里，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

当我们看到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人，总会暗暗庆幸，多亏不是我，或者再假设一下，如果是我，我就不活了。甚至有人疑惑，他怎么还能活下去。我想说，看到比我更不幸的人，我也这样想过，不过我现在明白了，人对于不幸的承受几乎是没有底线的，尤其这不幸成为一种常态，你也就慢慢适应并习以为常，只要能度过初期的天塌地陷。所以这世上真的没有抗不过去的痛，当你绝望而又无力改变时，不要挣扎，也不要倒下，你只慢慢去等待。

感谢父母，他们没有让我恃病而娇。

农村里，一到农忙，大人孩子都不得闲，母亲也给我分派了任务。

通常是在家做饭，但我不喜欢，直到现在，仍是不爱。做饭实在是太过琐碎，且繁杂。但有一样好处，我特别爱吃豆子，自己做饭，就可以多吃点煮豆子。那时候的农村还都是灶，烧柴或大烟碳。早上做饭时，先添半锅水，烧开了给暖壶灌满，就是一天喝的开水。然后把绿豆或豇豆倒进锅里，滚几滚，用勺子扬几次才下米，这样豆子容易烂，米汤也红红的，好看。扬豆子时，勺子从锅底一撸就是半勺，看着绿的红的豆子，我就舍不得再倒进锅里，往嘴里倒一口，再倒一口，节制一下，给锅里能留一半。这些都是偷着吃的，后来说起这事，母亲恍然明白后笑说，我就说米汤红红的，就是不见豆子。

我最爱跟着大人上地。

火麦连天的时候，我愣是不在家里做饭。父亲无奈，给我磨了一把小镰刀，我兴冲冲地去了。

学着他们的样子，弯腰，左手撸一把麦秸，右手一割，镰刀划过，麦秸纷纷，有无限的快感。可惜没一会儿，我腰酸腿乏，加之本来不方便，一个趔趄蹲到了新割的麦茬上，屁股扎疼了，手扎破了，只好狼狈地退到地头，看他们挥镰如舞，也挥汗如雨。但第二天，我还会嚷着要去。

我真正能胜任的是剥花芽，掐花顶，逮虫子。棉桃开始生长时，最怕下面的芽枝，芽枝一顶，正枝上的五六个棉桃就落了。所以棉花整个生长季节都不能有丝毫松懈，得天天上地，旧芽刚剥完，新芽就上来了，一轮一轮，直到七八条正枝上棉桃累累，都成果了，才敢松气儿。但紧接着还得掐顶，以保证棉桃硕大饱满，开出的棉花才会朵大绒长。这期间还要给棉花苗逮虫子。绿色的棉铃虫，趴在叶背上，软软的，滑滑的，我不敢用手捏，揪一片老棉花叶，包了虫子，一挤，有时会听见啪的一声，虫身爆裂，很血腥，可以想象虫子的样子，但我从不看。这几样活我都能做得很好，这是母亲说的，她说我比姐姐都能干，做得又快又干净。

点豆子，锄地，栽红薯或白菜，凡能干的农活，我都兴致勃勃地去参加。有些看似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父亲每次往地里拉粪时，我都爱跟着，为的是回来可以拉空车，大大的平车，长长的辕杆，拉起来感觉很威风，大概就像今天的女人会开车，心中有自豪。父亲对我从不说不能或不要。他跟在后面，不急不徐，遇到小坎儿，也不急于上来搭把手，看着我憋足了劲推过去，他又悠悠地跟在后面，像看着一个能干的儿子。

父亲是真的坦然。

集镇离我们村有七八里，逢会时，父亲骑着自行车去采买东西。我坐在横梁上，平路时父亲骑着，慢上坡时就下来推着我。长到跟自行车高低时，我想自己推车，父亲就放心地把车子给了我。路上赶集的人很多，每每走过，都侧目而视。我忽然就意识到大家 　　技术支持：王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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