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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玮玮和郭龙都是白银人，少年时在这座城市打架、闲晃。九十年代，他们来到北京，加入了野孩子乐队。他们和野孩子，以及文中提到的IZ乐队，都体现着中国民谣中的西北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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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
窗户栏杆有两个螺丝，下面那个可以拧下来。拧下来，窗户就能搬开了。张玮玮从窗户钻出去，跳到院子里，把窗户虚掩上。悄悄地。爸爸妈妈和姐姐都睡得很熟。他再从后院翻墙出去，悄悄地。他就站在白银的夏夜了。
白银是戈壁上一张摊开的手掌，平坦，干净。风在手掌心转着圈儿呼哨。路过的火车远远地鸣一两声笛，它们有点像，但是互相听不见。
那时候，对张玮玮来说，白银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地方。
11岁的张玮玮在夜里奔跑，跑向亮着光的工厂。工厂里有上大夜班的“老小伙儿”——他们二十四五岁，已经上了六七年的班。夜班无聊，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着，时不时看一眼手表，到点儿了，站起来，把某个阀门拉起来，或者把某个按钮按下去。
张玮玮和他的同伴们从家里溜出来时，会记得偷个西瓜。工厂车间门口有个不喷水的喷泉，水特别凉，西瓜在水里冰一会儿，捞出来，切好，献到老小伙儿面前，他们顺势就蹲在身边，不出声了，听大哥们聊。白银外的见闻，白银内的江湖恩怨和八卦……这些老小伙儿聊起来，天花乱坠。老小伙儿个个都是语言大师，每人各有一套思路，说话腔调，语言风格和幽默的方式，都得跟别人不一样，若有雷同，是会被圈子里瞧不起的。
年的白银还没有社会青年，年轻工人就是最有趣、最时髦的群体。他们的装束也自成一派：军帽、衬衣、军裤、布鞋，下了班就全换上。黄军帽，在玻璃板底下压得特别挺，压线有讲究：前脏腑后光阴中间爱情线——前面是胆量，后面是钱，帽檐上竖着压出一条印叫血槽，就是刀疤，要挨过刀的才行。腰间要系红纱巾，而且一定得是一个姑娘送的红纱巾，当做腰带，露在衣服外面。实际上，那是几年前全国年轻人流行的打扮。但是白银远啊。白银人主要的信息来源是西北五省的核心西安，去趟兰州是进城，去趟西安就是进了省城。外面世界的风尚，从北京传到西安，从西安传到兰州，从兰州再传到白银，起码要滞后一两年。
白银没有方言，所有的老小伙儿都说纯纯的普通话。白银也没有一块砖一块瓦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白银人来自全国各地。张玮玮家的隔壁是东北人、上海人和四川人，哪儿的人都有，就是没有白银本地人。他年出生在白银。
八十年代的白银，白衬衣、红纱巾、绿军裤、黑布鞋；一帮二十多岁的小伙儿走在街上。张玮玮再没有见过比那更漂亮的衣服。那时候他对于未来只有一个想法，早点接班进工厂，当个时髦的工人小伙儿。
郭龙可不想当工人，他的理想是混黑社会，而且要去香港混。
郭龙比张玮玮大半岁，他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出生在榆中县。二十年后白银连环杀人案破获，案犯高承勇也出生在那里。
郭龙的职业生涯从他10岁那年开始。白银的男孩都打架，那个环境里没有选择，要么杀出一条血路，要么成为路上的血。郭龙只有两个姐，没有哥，每次被欺负了没人撑腰，只能蹲在地上委屈。一次巷战中，洗劫了郭龙的一帮小孩看上了他脖子上的项链，那是妈妈给他的。“哥哥你别，那真是我妈给我的”，他哀求。对方一把拉断了项链，“去你妈的！”郭龙的脑子“嗡”的一下，他站了起来。
那是郭龙第一次动手，见了血。之后，他发誓再也不让人从他兜里摸走一分钱。隔了没几天，郭龙在学校门口把一个人砍了，用家里的切菜刀。当天晚上，伤员背上缝了三四十针，郭龙妈妈吓疯了，赶医院。郭龙一役成名。
不久以后的一个周二下午，学校放假，学生们约着一起去职工澡堂洗澡。张玮玮洗完澡出来，巷道里有个人一头血骑着自行车蹿到他面前，后面一个人也骑着自行车，干脆利落地把前面的血人别倒，冲过去一块砖头拍在脸上：“我是郭龙！有本事就来找我！”拍完，扬长而去。张玮玮马上记住了这个名字。
初二，张玮玮从白银公司的子弟学校调到了区上的白银企业联合中学。开学第一天他进门，学校的土坡上蹲着一排人，黑跨栏背心黄军裤，是有郭龙在内的“小七狼”。张玮玮一看，完了。一年前他送姐姐上学报到，买三角板的两毛五分钱就是被这帮人劫走的。
大势所趋，初一的时候张玮玮在白银公司子弟学校里尝试着打了几次架，那个学校的学生家教比较好，他偶尔能得手两次，到了联中，他想都别想去打别人，能保证自己不挨打就不错。“小七狼”里有几个人，远远见到张玮玮就喊一声他名字，然后开始数数，数到5，人还没跑到面前，就得挨打。郭龙不太打他，一般是逗逗：“今天下午给带两根海洋烟”，中午张玮玮就得从他爸烟盒里偷上两根。
多年以后说起“小七狼”，张玮玮觉得，那是最早的摇滚乐队的雏形。跟他喜欢的老小伙儿一样，他们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风格明显。如果不是挨打，他肯定会喜欢那些人。他对团伙的热爱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被欺负实在苦恼。张玮玮效仿当时的“小七狼”、“十三太保”、“十兄弟”，在联中组了个“十二锁链”，成员是十二个常年被欺压的歪瓜裂枣。每天放学，家长下班前，十二锁链在家属院里的花园里开会，研究怎样让这个团队更有杀气，还曾经设计过怎么灭了郭龙师兄弟，每天说得特别兴奋，第二天挨个儿被扇耳光。
不到一年，小七狼被学校全部开除。开除的时候，小七狼把十二锁链约到花园里，十二锁链哆嗦着去了。花园里，小七狼的老大，一个上海人，掏出了一把短刀：“我们走了，联中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看好联中！”——“好！大哥！”
张玮玮的初二上了好几年，上遍了白银的中学，还是初二。家人把他送去了西安，过了半年他想家，又回了白银。
在西安，张玮玮接受了最早的摇滚乐熏陶。回到白银，他变成了一名街头吉他青年，红棉吉他到哪儿都背着。晚上，他在后院支个钢丝床，买上一堆啤酒，点个柴油灯挂在树上，聚起一帮人来，聊天喝酒唱歌。后来，就有人提着酒慕名而来，在旁边一蹲，满脸羡慕地看着他。郭龙便是其中的一个。张玮玮想，天天冒充硬汉累得很，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啊，以前我可是巴结不上的。他给郭龙一个小铁皮垃圾桶，让他跟着吉他敲鼓。
张玮玮第一次在白银听到吉他弹唱，是牢歌，来自那些监狱里放出来的老小伙儿。那时候的犯罪多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小伙儿犯了事儿，进去学了牢歌，放出来，家里要敞开门半个月一个月，各路江湖朋友带着酒肉来洗尘聊天喝大酒，学吉他学歌。
牢歌的曲都是口口相传、保留得非常完整的民歌，词自由填写，唱之前要先说一段：“在监狱里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爹娘，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姑娘”，然后齐声哼唱，“花开花又落”，一下把场景铺开了，这是起兴。然后，“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为什么是走进了大沙漠？西北最厉害的监狱是关白宝山的阿克苏重刑犯监狱，偷个钱包其实根本进不了，但是编词的人觉得进那样的监狱牛逼——“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沙漠沙漠真寂寞，没有姑娘陪伴我，XXX思想哺育我，出去再作恶”。唱完了，大家再一起哼唱“花开花又落”，大场景一收，结束。
听这些歌儿，张玮玮觉得生命一下鲜活了。几年后，他听到“野孩子”乐队，一下子想起了这些歌。更久以后，他听到吉普赛爵士，又想起了这些歌。再后来，这些曲子中的一些，比如《李伯伯》和《两只山羊》，被他唱红到了全中国。
17岁那年，张玮玮和郭龙都已经混成了风云人物。他俩一起打了无数的大架，声名远扬。郭龙觉得跟张玮玮投缘，一起打架放心，“就算对面有二十个人，他也不会跑”。而郭龙是白银的SUPERSTAR。一起出去打架，别人拿着刀拿着钢管，郭龙什么都不要，穿件蓝风衣，走在大家侧面，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蹿出来，一颗钢珠“啪！”，一锤定音。一次，在旱冰场下的花园中，张玮玮亲眼看见，郭龙站在十三四个蹲好的小痞子面前，左脚一只拖鞋，右脚的鞋拎在手里，一人脸上一拖鞋“啪啪啪”抽过去。有几个人刚要抽刀，人群里有人说“别动，那是郭龙！”——这句话以后，十几个小伙子一动不敢动。
有一阵子，白银菜刀摊上卖的菜刀都刻着郭龙的名字。
年，张玮玮被笼罩在光环中，一直考虑着怎么才能低调地处理这些突然而来的名望。无敌是那么的寂寞。那阵子，张玮玮爸妈都不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郭龙家人看他孤单，对他特别好，不论几点，郭龙妈一看他来了，马上进厨房做饭。在郭龙家，张玮玮有自己的碗筷。
第二年，张玮玮经历了打架生涯中最惨烈的一役。他被捅了两刀，肺叶洞穿。郭龙得到消息，冲进急诊部，“有没有送来一个戴眼镜的孩子？”“你是谁？”“我是他哥，亲哥！”张玮玮躺在床上，想叫声龙哥，一张嘴全是血泡泡。郭龙说你别说话了，张玮玮还是说，龙哥，我要是死了，别报警。“为啥？”“要五万块钱，三万给家里，两万给兄弟分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三万兄弟分了，两万给家里。”说完昏了过去。他昏迷了六天，医院下了四张病危通知单。
后来，张玮玮就不想在白银待着了。家人给他联系到兰州，考了个成人委培的师范学校。半年后，他把郭龙也叫了去。张玮玮咬牙念书，郭龙每天一套穿成黑色的黄西装，屁股兜里面永远插着一本武侠小说，睡到十二点才起来，蓬头垢面，不到半学期学校就要开除他。但郭龙总有绝处逢生的本领。学校的舞蹈队排舞“黄河魂”，男主演突然转学不演了，女一号把郭龙叫去跳舞，郭龙从来没跳过舞，却把男一号撑了下来，四处演出，代表兰州参加全省比赛，跑到武警总队慰问演出，学校没法开除他。就这样，两年后，两人都毕了业。
回到白银，家人商量借钱送礼，给张玮玮找工作。要么去私立小学当老师，要么去交警文工团。张玮玮心里难受，跟家人吵了一架出来，碰着几个人去喝酒。几个人说，明天上广州投奔哥们儿，他回去借了车票钱，第二天跟着出了门。
年3月，几个白银青年穿着带毛领子的皮夹克，到了满地人字拖的广州。
在滞后的白银认知中，广州是流行音乐的基地。到了广州他们才发现，流行音乐的时代早过去了。要投奔的白银老乡呼机不回，人间蒸发。他们睡了一个月的地板，山穷水尽。张玮玮给郭龙打“你快来广州，过得太好了，你只要带一千块钱过来就行。”郭龙借了一千块钱过来，没几天，又是山穷水尽。
几个人饿到要打扑克赌最后一包饼干吃的时节，张玮玮在一个餐吧找到了一个唱歌的工作。干了不到一个星期，老板给了他十天的工资元，说，你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想留下你唱歌，但是没办法，客人都说你唱歌他们觉得害怕。
同来的白银青年就此四散。有两个人去学做足部按摩，张玮玮说，一辈子对着别人的脚，我不干。他和郭龙在天河村租了个房子，郭龙理了五十首歌，写了一个歌单。
广州的大排档人声永远鼎沸，食物的香气冲上脑门。背着吉他，等着食客点歌的歌手穿行在推杯换盏之间。对于张玮玮和郭龙来说，广州大排档是炒河粉、炒米粉和榴莲混合起来的味道。在西北，这些味道是不存在的。他们抱着歌本转了三个小时，没张开嘴。
最后，他们开始在天河体育中心的地道里卖唱。年的春天，地道里卖唱的人特别多，张玮玮和郭龙一开口，其他摊子纷纷撤退——西北嗓唱摇滚，以分贝碾压各路好汉。
唱了一个月，攒够了去西安的车票，两人到西安投奔郭龙的表哥，随后辗转天水、兰州，最终决定回家。张玮玮跟郭龙说，这次回去就算了，别折腾了，听家里人的，好好上班。年7月1日，他们到了白银。
27天后的7月28日，张玮玮抵达北京。
九十年代，所有白银年轻人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是“走”。必须得离开那儿。
年，张玮玮和郭龙在白银。
2
“最光明的那个早上，我们为你沿江而来”
多年后，他的儿子写道：“东经度与北纬35度之间，孤零零的白银。
“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狼奔。”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而我们，就是那些芽。（张玮玮《白银饭店》）”
他在六十年代来到白银。他的父亲是修铁路的河北人，那批人修陇海线，从河北开始一路修到新疆，年纪大了就建一个机务站，留下一批人。父亲留在了白银机务站，他是在火车站长大的。
白银跟西北的其他地方不一样，它产贵重金属，产量高，是中央直属单位，是国家白癜风治疗专业治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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