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3

二　聚敛财富：矿税太监横行

1．贪财君主的聚敛癖好

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的秉性，不仅表现为围绕皇太子与福王的种种奇异乖张的言行，而且表现为聚敛财富的癖好，对万历朝后期的政局产生很大的影响。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写“万历之荒怠”，有这样的评论：“至（张）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

他是一个贪财的君主，一生聚敛财富成癖，后半生疾病缠身，很多朝政弃之不顾，连续多年不上朝，安之若素，唯独聚敛财富抓得很紧，毫不放松。通过政府的正常渠道开辟财源，只能归政府部门控制，他对此不感兴趣。他的动机是增加宫廷内库的收入，由自己直接支配，这就不能不委托身边的奴才——太监插手，派他们去开矿、征税。于是乎形成了一个特权群体——矿税太监，他们口含天宪，打着为皇帝办事的幌子，横行天下几十年。这就是万历皇帝一手导演、操纵的。那时候，大臣们紧要的奏疏他不阅不批，矿税太监的报告他每一件都看都批，而且是朝上夕下，早晨收到当天批复。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念头就在一个字上：钱！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亲政，再无一名内阁首辅可以和张居正比肩，没有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一方面，皇帝本人不愿意大权旁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权震主的大臣；另一方面，内阁辅臣们谁也不想重蹈张居正的覆辙，对怠于临朝的皇帝一味采取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不敢越雷池一步。皇帝经常因病不上朝，不召见大臣，内廷与外朝的沟通只有通过司礼监太监来进行。但是，以朱翊钧的秉性，不能容忍再出现像冯保那样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他一向厌恶司礼监太监权势过于扩张，一旦越过了他所认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气地予以剪除。张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冯保的覆辙。

张鲸，北直隶新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受阉进宫，列于太监张宏名下。此人刚介寡学，驰心声势，受小皇帝朱翊钧依赖，也曾为斥逐冯保出谋划策。冯保被逐后，张宏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张鲸掌管东厂兼掌内府供用库。张宏秉性较为耿介，看到左右内侍多以财货蛊惑皇上心性，无可奈何地绝食而死。张宏死后，张诚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掌东厂太监张鲸名位虽在张诚之下，权力却凌驾于张诚之上。由于张鲸掌管东厂与内府供用库，内阁辅臣对他颇为忌惮。张鲸的种种劣迹引起言官交章弹劾，御史何书光、马象乾开其端，给事中李沂把弹劾推向高潮，指摘“张鲸之恶百倍冯保”。

张鲸罢斥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东厂及内官监，权力比张鲸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一个权阉代之而起。张诚每天向皇上进言，或引经据典，或指桑骂槐，无所顾忌，自以为查抄张居正家产有功，皇帝对他忌惮三分。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授意其弟张勋（小名张老五）与外戚（武清侯李家）结为姻亲。他名下的太监萧玉、王忠等仗势恣肆。这种行径超越了皇帝所能容忍的界限。万历二十四年正月，皇帝突然下旨，斥退张诚，抄没家产，并把其弟张勋、侄子张绍宁，以及亲信党羽霍文炳、张桢、钱恩、萧玉、王忠等人的田地房产一并籍没入官。刑科给事中侯廷佩对皇上的处理颇有微词：“皇上于张诚之恶既明知之矣，于张勋所谓之凶横亦明知之矣，乃张诚则准其私家调理，（张）勋等止于为民回籍，不即正法，非所以务除恶而伸国宪。”皇帝反过来谴责侯廷佩放马后炮：“张诚诡役巨奸，假主威福，吓骗亲王，权横中外。尔等如何先无一吠之忠？今已发露，方才参劾，其于触邪指佞之责何在？”因为皇帝指责侯廷佩“如何先无一吠之忠”，北京官场戏称他为“侯一吠”。

皇帝原本要把张诚发配到南京孝陵去看管香火，后来改为南海子净军。张勋、萧玉、王忠等处死，其他党羽十余人押入监狱。

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有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颇为收敛，凡是司礼监事务，二人开诚布公，和衷共济。田义为人俭朴，沉默寡言，人不敢以私利干请。万历三十三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五年死，皇帝赏赐“清忠”匾额。从冯保以来，司礼监掌印太监无不以擅作威福而获罪，只有田义、陈矩二人是例外。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的削弱，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万历末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皇帝的膳食一向由司礼监太监轮流供给，以后因为司礼监乏人，改由乾清宫管事太监独自承办。司礼监与东厂落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对司礼监与东厂以往擅权枉法的一种惩罚，未尝不是朱翊钧晚年的一件德政，使中外相安无事。但是，他对于依赖太监聚敛财富却乐此不疲，把太监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把他们派出去充当他的特使，去开矿、征税，称为矿使、税使，为宫廷聚敛财富。

矿税太监横行于全国各地，以搜刮为唯一目的，扰乱了经济，扰乱了社会，成为万历后期最大的弊政。万历时期很多决策，不同背景的官员的意见歧异很大，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很难取得一致，唯独对于矿税太监的看法出奇得一致——从头反对到底，因为这件事太过于荒唐，无论动机还是效果，都令人难以恭维。谷应泰评论道：“王者藏富于闾阎，天子不下求金车，良以多欲者仁义难施，黩货者乱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谨也。神宗奕叶升平，边圉封贡，海内乂安，家给人足，而乃苞桑之忧不系于虑，日中之昃弗虞于怀。远贤士大夫，亲宦官宫妾，女谒苞苴，阴性吝啬，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大珰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矿务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以故高淮激变辽东，梁永激变陕西，陈奉激变江夏，李凤激变新会，孙隆激变苏州，杨荣激变云南，刘成激变常镇，潘相激变江西。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在谷应泰的心目中，矿税太监简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搜刮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由太监中饱私囊，皇帝所得只是一个零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当然皇帝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从他亲政以来，朝廷各项开支日增，特别是万历三大征的巨额军费，不堪重负。平定宁夏叛乱，耗费财政二百余万两银子；东征御倭援朝，耗费财政其百余万两银子；平定播州叛乱，耗费财政二三百万两银子。一千多万两银子在短短几年中流失，导致国库空虚，一时难以改变。

当时署理南京户部的叶向高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一向号称富庶的南京，财政也日趋困难。他说：“臣一介书生，不谙钱谷，顷因人乏，摄事户曹，诸曹郎见臣，辄蹙额愁眉谓：‘帑藏匮竭，万分困急。’留都陵寝所在，六军庶府朝夕仰给，事势如此，莫知所终。臣稽之往事，搜之故牒，自万历二十年以前，库中存贮尚二百一十余万，其后日侵月割，耗费殆尽……而榷关所留亦仅二万有奇。所入无几，而无名之宣索，无穷之协济，无常额之供应，源源而来，滚滚而至。姑毋论其远者，即近六年之间，所准工部咨取已六十余万，目下制帛一项所费物料亦且五万，盖总计每岁出数可四十余万，入数只二十万，远不相当。今见在库银未及二十万，尚不足半年支给。若钦取之钱粮继此未已，则户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脱巾之变可立待矣！”

问题确实很严重，那么原因何在呢？叶向高特别强调了制度腐败是填不满的无底漏洞：“所取之物，名为供御，而实则群小营谋，视为奇货，影射凿空，巧立名色。一闻诏下，蚁聚蝇趋。奸商之冒滥，内使之侵渔，吏胥之横索，匠役之虚糜，百孔千疮，展转奸利。一金之直，动费十金；十金之直，动费百金。而其他道途之传送，舟车之络绎，驿递之骚扰，州县之赔累，又不知凡几。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烂而已。朝廷被其虚名，群小享其实利，当事者苦无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获，似此奸弊，陛下不得而尽知之也。”

这样的“奸弊”所反映的制度腐败，已经无药可救，到了矿税太监横行的年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企图用矿税太监来缓解财政的困境，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得财政更加枯竭。无怪乎谷应泰感慨系之：“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皇帝口口声声说，派遣矿税太监开矿征税，是为了维修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筹集资金，其实是一个幌子。叶向高当时就对此表示异议：“武弁负恩，贪图侥幸，诳渎圣明。至于市井无赖，假捏矿山，枉辱褒奖。此等小人得志，横行既幸，陛下为其所中，复笑陛下为其所愚，无礼无义，一至于此……且明旨屡下，皆云协济大工，今宫中之一瓦一椽，有取自矿砂者乎？有取自店税者乎？”事实表明，矿税太监聚敛的财富，并没有用于宫殿的修缮，而用到别处去了。万斯同一语道破：“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

2．矿税太监一瞥

矿税太监，即开矿太监与征税太监，他们或分工，或一身而二任。用开矿来增加财政收入，本身无可非议。如果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通力协调，精心勘察，合理经营，那么反对的阻力也许会小得多。实践的结果表明，这是一项失败的尝试。问题不在于开矿本身，而在于监督开矿的太监对业务一窍不通，却口含天宪，胡乱指挥，贪赃枉法，与民争利。更有甚者，好事之徒投其所好，胡乱报告某处有矿，太监未经勘察，盲目开采，结果一无所获。太监为了交账，一定要地方政府与百姓承包子虚乌有的开矿收益。因此，开矿就成了横征暴敛的一种手段，引起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声浪。

向工商业城市、水陆交通枢纽派出的税监，负责向商人、市民征税。从当时工商业繁荣、市场经济发达的背景来看，比先前增加一点税收，并非毫无可行性，后果不一定坏到哪里去。但是那批负责监督征税的太监们，不和地方政府协商，不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一味竭泽而渔，恣意横行，中饱私囊。运河沿线，长江两岸，太监们在原有的税关之外，大量增设新关，重复征税，搞得民怨沸腾，商业萧条。

开矿太监的派出可以追溯到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皇帝派遣御马监太监鲁坤会同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佥书杨金吾到河南开矿，同时又派承运库太监王亮会同锦衣卫官员张懋中到真保蓟永等地开矿。《万历邸钞》明确说，矿税开端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差户部郎中戴绍科同锦衣卫佥书杨金吾河南开矿。差承运库内官王亮，同锦衣卫官张懋中，真（定）、保（定）、蓟（州）、永（平）等处开矿。兵部石星上言开矿往事：‘自洪武十五年锢闭，永不许开，载在祖训。成化年间，开而即罢。嘉靖年间，再开再罢。诚有见于开采不已，必至延蔓；延蔓不已，必至抢攘。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臣等恐中原腹心之地，从此多事矣。’是年，为矿税开端之始。”

令兵部尚书石星担心的是，官府开矿会刺激民间私自开采，造成社会问题，进而导致官府与“矿盗”之间的武装冲突，影响治安。而皇帝的着眼点却在于经济收益，根本不把这种顾虑当一回事，继续不断向各地派遣太监开矿。同年八九月间，派太监陈增赴山东青州、沂州、栖霞、招远开矿，派太监王忠赴陕西横岭开矿，派太监田进赴永平府昌黎开矿，派太监赴真定开矿。

此端一开，各地好事之徒纷纷向朝廷“献矿”，仿佛雨后春笋一般，无数矿藏一下子冒了出来。于是乎，皇帝派遣的太监遍布全国各地。昌平有王忠，真定、保定、蓟州、永平、房山、蔚州有王虎，昌黎有田进，河南有鲁坤，山东有陈增，山西有张忠，南直隶有郝隆、刘朝用，湖广有陈奉，浙江有曹金、刘忠，陕西有赵鉴、赵钦，四川有丘乘云，辽东有高淮，广东有李敬，广西有沈永寿，江西有潘相，福建有高寀，云南有杨荣等。然而，开矿毕竟讲究科学技术，没有“芝麻开门”那么简单，随心所欲的结果，民怨沸腾。《明史·食货志》说：“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

就聚敛财富而言，征税似乎更为便捷。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皇帝在派出开矿太监的同时，又派出大批征税太监。

明中叶，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货物流通的迅猛，在通都大邑设置钞关。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这些钞关，按照商船的大小，征收数量不等的“船料”。收了“船料”不再收货税，唯独临清关、北新关兼收货税。到了万历二十四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征税地点增加，税收名目层出不穷。《明史·食货志》说：“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于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

《万历邸钞》中有关矿税太监的记载很多，不妨摘录若干，以见当时的盛况。

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锦衣卫前所百户仝时雍奏：“昌黎县出金矿，仍产石青。迁安县荆家峪出银矿，开采。”有旨：“着太监田进会同该地方官作速前去开采。”差内官王虎于真定，王忠于昌平，千户陶寿等于房山、涞水等地方，各开矿。

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开矿锦衣卫千户郑一麟奏告参将梁心、守备李获阳“欺君蔑旨”，有旨：“梁心等阻挠矿事，违背君旨，好生可恶。梁心着锦衣卫便差官校拿解来京究问，李获阳姑且降一级在彼戴罪管事。”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遣太监张忠于陕西开矿，遣太监曹金同、把总韩太极于浙江观海、孝丰、诸暨等处开矿，遣太监赵钦同、百户段大金在陕西西安、临潼等处开矿。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锦衣卫中所百户丘继勋、后所百户曲守正各献未尽遗矿。丘继勋奏：监田县湘子山里龙峪、香子台、白羊岔、龙家山等处有矿。曲守正奏：信阳州、禹州等州县，有遗漏矿洞。有旨：着差去陕西、河南官一并查验开采。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刑部主事洪其道上言：“方今皇上忧经费之不足，故谄谀小人争以利进，而建店取租，则自此始。今且愈推愈广，倘奉差者人人劾奏，被参者人人拿问，欲追赃则必取盈，欲问罪则必引例……矧古今之所讳言，而上下之所难共者，利之一事。上以为利而欲专之，下以为失利而欲夺之，上下交征，何以为国？语云‘财聚民散’，怨岂在明。以皇上之圣智，岂不虑及此。一旦悟所获之无几，镜末流之可畏，求生财之大道，逐聚敛之小人，特此早脱间耳。”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疏，请停罢开矿。他列举开矿八大害处：一，矿盗啸聚，召乱之可虑；二，矿头累极，土崩之可虑；三，矿夫残害，逃亡之可虑；四，矿兵缺粮，呼噪之可虑；五，矿洞遍开，浪费之可虑；六，矿砂银少，逼买之可虑；七，民皆开矿，失业之可虑；八，奏官肆横，激变之可虑。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山东开矿太监陈增参劾福山知县常国贤阻挠矿务，山东巡抚万象春遮蔽属官。有旨：逮山东福山知县常国贤至京即讯，夺巡抚万象春俸禄一年。

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锦衣卫进郊祀地租银内库一千八百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银内库矿银五百三十余两，蓟永矿务郎中戴绍科进银内库八百一十余两，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七千四百余两，中城御史佴祺进犯人张诚房租银内库八千四百五十余两，东厂进杨敢赃银内库一百五十两。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山西矿监张忠进银内库矿银八千零四十两；直隶保定矿监王虎进银内库矿银一千五百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银内库矿银一千两。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真保蓟永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矿银三千五十两，金五十六两一钱，石青二十七斤；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矿银五千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矿银二千一百七十余两，金一百二十八两，金秀石六两五钱；真保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金二十两，银五千两，石青十三斤，样金十七两。

万历二十六年六月，兵仗局副使、宣武门官、太监王朝奏：开采珠池有三利，省财、富国、助工。有旨：这所奏就着内承运库佥书官李敬，同叶本立等，前去采办。山西矿监张忠进金银内库，矿银一万五百九十九两，矿金三十八两八钱。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通湾太监张烨进银内库，夏季银二千四百两；山东矿监进银内库，胶州矿银四千七百五十两。差御马少监鲁保掣卖两淮没盐，疏请节制有司，如巡盐御史事例。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横岭矿监王忠进银内库，矿银五千七百十八两九钱；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矿银三千七十九两；河南开矿指挥杨宗武进银内库，矿银三千六百五十八两；山西矿监张忠进银内库，矿银七千五百余两；真定保定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金三十五两，银三千五百余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金二百六十八两，银二千五百四十六两；蓟永矿监王虎进银内库，掘出窖银五千余两。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逮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至京即讯，以揭奏开矿太监陈增也。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江西湖口征税太监李道弹劾九江府经历樊圃，阻挠征收商税，特旨将樊圃降杂职调用；江西湖口税监李道九月进银内库，船税银三百零七两七钱；两淮盐监鲁保进银内库，羡银二万二百两。

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矿金三百一两七钱，银四千四十六两；天津税监马堂进银内库，八千一百余两，又进已故太监王朝房屋地土卖过银三千七百八十两；浙江矿监刘忠进银内库，凡一千四百两；横岭矿监王忠进银内库三千九百两；两淮盐监鲁保进银内库三万二百两。

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差内官暨禄同原奏羽林百户马承恩，抽税仪真。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差内官监太监李凤同原奏府军右卫千户陈保，开采雷州处所珠池，兼市舶司征税；差奉御太监刘成同原奏留守百户张宗仁，征收杭嘉湖等处客货鱼课；差御马监太监王相同原奏大宁卫千户刘三槐，开采广州府从化县地方矿银；差锦衣卫千户韦梦琪查荆州地方税租；以原差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督原奏锦衣卫百户陈道元，征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货税；以原差珠池太监李敬同原奏经历胡奉正，开采广东自置矿山；差奉御太监潘相督同原奏腾骧百户赵应璧，开采江西赣州等府矿场，征收货税；差奉御太监孙朝督同富峪卫指挥王锐，征收山西太原等府货税；差尚膳监太监杨荣同忠义右卫千户张国臣，开采云南地方金银矿洞；差御马监太监丘乘云同金吾左卫千户翟应泰，征收四川货税。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以原差开矿太监王忠同锦衣卫百户柳胜，征收密云地方货税每年六万两；以原差通湾监丞张烨同锦衣卫百户刘思忠，征收卢沟桥等处地方货物马匹；差尚膳监丞高淮同义勇前卫千户闫大经，开采辽东金银矿洞，征收马匹方物；下两淮盐监鲁保，追讨徽州府歙县吴时修等蒙财三十万两；河南开矿指挥杨宗吾进银内库三千三百余两；山西矿监张忠进银内库一万五千两。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浙江矿监刘忠进银内库一千八百两；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四千七百三十二两。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金三百四十二两，银六千三百六两；差御马监丞高寀，征福建八府一州市税，带管矿务；真保开矿户部郎中戴绍科进银内库，银五百五十四两；湖广税监陈奉进样银内库，凡五百两；仪真税监暨禄进样银内库，凡五百两；陕西矿监赵钦进金银内库，矿金四十七两，银一千一百两；真保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矿金三十六两，银四千七百两。

万历二十七年五月，江西矿监潘相进样银内库，凡五百十四两五钱五分；辽东税监高淮进样银内库，凡二千两；山西税监孙朝进样银内库，凡六百两；广东珠池太监李敬进珠内库，大珠三颗，一颗重九分，一颗重七分三厘，一颗重一分二厘，珍珠一千一百一十两；以内官监太监张忠带管锦衣卫百户吴应麒，前去山西蒲、解二州，安邑等十县，征收盐课积余银两解进；以御马监太监陈奉带管锦衣卫总旗申敏，前去湖广旧有金银矿洞处所开采解进。

万历二十七年六月，广东珠监李敬进珠内库，珍珠五百二十七两；广东税监李凤进银内库，市舶税银一千五百两；河南税监鲁坤进银内库，矿银四千四百余两，又掘出碎烂铜钱一万九千余文，变价银一百八十余两。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差南京守备太监邢隆、刘朝用，督率百户王遇桂，土民陈耀、胡忠、余天寿等，开采宁国、池州矿洞，征收南直隶地方铺面银两解进；两淮盐监鲁保进银内库，凡一万三千二百两，又犯人吴时修加罚课银十万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银内库，金三百两，银五千两；山西税监孙朝进银内库，凡一万两，又进木大小二万余根；辽东税监高淮进金银内库，样金一十六两，银一百五十两，貂皮二十张，人参七斤。

万历二十七年八月，河南税监鲁坤进银内库，凡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两；浙江税监刘成进银内库，凡一万二百两；湖广征税奉御太监陈奉，以“阳诬阴害，抗旨挠税”罪名，控告湖广巡按御史曹楷、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炜、荆门知州高则巽；江西税监李道进银内库，凡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余两；通湾税监张烨进银内库，税银一万九百一十余两；蓟永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金三十两，银三千余两。

万历二十七年九月，横岭矿监王忠进银内库，凡三千二百余两；天津税监张烨进银内库，银一万四百四十余两，马三十匹；四川税监丘乘云进金银内库，税金四两，税银一千二十两。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皇帝谕旨：湖广税监陈奉督原奏仇世亨，查理该省积余银两；陕西税监梁永进银内库，赃银凡二千两；户部鉴于税监聚敛影响盐课收入，上言：“近日两淮春夏盐课，该二十余万，今历十月，尚无纤毫到部。若河东盐课，小人争变其说，官商俱困，业已大坏。臣等方怀私忧，势必及于浙福”。

不必再一一列举，矿税太监横行的状况已经一目了然。由上述资料可知，这三年矿税太监进奉内库的白银数量如下：

万历二十五年　　　两

万历二十六年　　　两

万历二十七年　　　两

据学者估计，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矿税太监进奉内库的白银共计万两。平均每年进奉56.9万两银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笔收入与每年的农业税（夏税、秋粮）及盐税收入相比，是一个小数目。以万历六年为例，太仓银库岁入.60两，其中农业税银为.90两，盐税银为.40两。但与关税、商税相比，则是一个大数目。万历六年河西务、临清、浒墅、九江、杭州（北新）、淮安、扬州等钞关，解入太仓的关税银为.00两；京师崇文门、通州张家湾、江西、山东、陕西、广东、云南等处的不完全统计，万历六年解入太仓的商税银为.21两。

由此可见，矿税太监每年向内库进奉的银两，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而且黄金、珍珠、貂皮、人参、马匹等等，还没有计算在内。这种超经济的强制聚敛，当然不可以等闲视之。原因在于，它是正税之外的额外榨取，并非国库收入，而是仅供皇室支配的财富，弊端百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太监长期深居宫中，对于国计民生，对于工商业近于无知，恣意妄为，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把全国上下搞得民怨沸腾。

3．登峰造极的制度腐败

由太监来领导开矿，本身就显得滑稽可笑，他们哪里有这样的眼光和能力？一味蛮干的结果，就成了打着开矿的幌子，敲诈勒索。有的地方名为开矿，实际上开不出什么东西，太监们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由富户赔偿；或由地方政府承包，不足之数由地方财政抵充。这样一来，所谓开矿徒有其名，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摊派。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揭露开矿的八大弊端：一，矿盗啸聚，召乱之可虑；二，矿头累极，土崩之可虑；三，矿夫残害，逃亡之可虑；四，矿兵粮缺，呼噪之可虑；五，矿洞遍开，浪费之可虑；六，矿砂银少，逼买之可虑；七，民皆开矿，失业之可虑；八，奏官肆横，激变之可虑。万历二十六年七月，户科都给事中包见捷上言开矿之害：“陛下谓徒取诸山泽，在矿使实夺取之闾阎。槌击入山者十二载，虎狼出柙者半天下。”同年九月益都知县吴宗尧弹劾矿监陈增“罔上营私”：“益都有铅砂无银矿，（陈）增强之入银，业非法矣。更强采者代纳，稍缓，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陈）增私橐十九。”皇帝所得不过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落入太监私囊，这仅仅是经济损失。它造成的社会危害，亦即当时人所谓“土崩瓦解”的后果，将无法估计。

至于征税太监的派遣，意味着在原有的钞关之外增加了新的征税点，何况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协调，形成对行商货物重复征税的弊端。长江沿岸商业口岸林立，这种弊端尤为显著。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南直隶巡按御史刘曰梧就指出：“以臣所属，上有湖口，中有芜湖，下有仪（真）扬（州）。旧设有部臣，新设有税监，亦云密矣。湖口不二百里为安庆，安庆不百里为池口，池口不百里为荻港，荻港不百里为芜湖，芜湖不数十里为采石，采石不百里为金陵，金陵不数十里为瓜步，瓜步不数十里为仪真，处处收税。长江顺流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而经五六税也，谓非重征迭税可乎？”皇帝为了区区蝇头小利，而毁坏黄金水道的商品流通，彻头彻尾的贪小失大！

官员们一再向皇帝进谏，指摘矿税的弊端，皇帝一再狡辩，拒不接受。万历二十七年三月，户科都给事中包见捷等言官，奏请“罪矿税，撤中官，以弭乱本”，引来皇帝振振有词的狡辩：“朕恭阅祖宗训录，已知国初各省直皆有钦差内臣、镇守监枪等项，与该省文武将吏协同行事，体访官员得失、军民利病。其间征收税课，进献土产，以济国用。相沿已久，至于嘉靖年间暂撤停止。但今典礼相继，工作浩繁，费用不敷，若不权宜措办，安忍加派小民！朕敬天法祖，四海一家，稍候充足，自有处分。且矿店税课，屡旨已悉，非王官等招兵立营，阴蓄异谋之比。”明明是在巧立名目榨取，还说什么“安忍加派小民”。不但不检讨自己，反而谴责言官：“你每职司言责，不谙时务，党护徇私，邀名卖直，好生狂肆。包见捷这畜，本当拿问重治，姑降一级调外任用，不许朦胧推开，其余且各罚俸一年。”

当然，矿税的弊端并非仅限于皇帝一个人，它是一种制度性腐败，或者说经由太监之手，把制度腐败演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具体说来，矿税太监是皇帝委派的钦差大臣，直接向宫廷内库进奉，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形成了财政上的巨大漏洞。聚敛的财富究竟有多少？上缴几何，截留几何？是一笔糊涂账，只有矿税太监自己心里有数。于是乎，必然结果是，征多缴少，太监中饱私囊，大量财富落入他们的私人腰包。

万历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绣向皇帝揭发：税监孙朝每年在山西征收税银两，只向朝廷内库进奉两，其余两由孙朝假托拖欠的手法，据为己有。这就意味着，65％的税银被孙朝贪污了。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向皇帝揭发：税监马堂每年在山东抽取各种税银不下至两，而向内库进奉仅仅两，七年之中“隐匿”税银两。所谓“隐匿”，就是贪污的同义词，70％以上的税银被马堂贪污了。这些并非特例，而是普遍状态，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矿税太监不贪污的；贪污率高达65%、70％还不算惊人。据内阁辅臣赵志皋说，矿税太监“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十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认为，矿税太监进奉内库的银两，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说，广东税监李凤“明取暗索，十不解一，金玉珠宝堆积如山，玲珑异物充塞其门，所进献于皇上者，特（李）凤之余也”。贪污率高达80％至90%，甚至超过90%。换句话说，进封内库的只不过20％至10%，甚至不到10%。按照这个标准估算，矿税太监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间，向内库进奉万两白银，而落入他们私人腰包的白银极有可能超过万两。简直匪夷所思。

由此可见，派遣矿税太监聚敛财富，来缓解宫廷财政困难，从根本上来说，是彻底失败了。对于皇帝而言，他的内库只不过拿到了一个零头，却把整个国家和社会搞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这些年中，太仓的收入并无增长，国家财政年年亏损。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太仓收支状况就是一个明证，请看下表：

年　份

收入银（两）

支出银（两）

盈亏（两）

三十年

亏.

三十一年

亏.

三十二年

亏.

三十三年

5909.

亏771.

三十四年

亏.

三十五年

亏.

资料来源：顾炎武汇辑《皇明修文备史》之《太仓考删·国计疏》，户部尚书赵谨题为时势孔艰积储愈匮敷陈历年出入要览以襄国计事（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而那些矿税太监个个成了暴发户，他们才是矿税的真正受益者。这实在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咄咄怪事。其实说怪也不怪，在政治专制，经济垄断的体制下，撇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正规渠道，搞宫廷皇室的小金库，本身就意味着制度腐败，其结局当然是加倍的腐败。从全局看，皇帝派遣矿税太监是得不偿失的愚蠢之举。其恶劣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还扩散到政治方面，而且久久难以消除。这批矿税太监，小人得志，颐指气使，所到之处肆意妄为，把本已混乱不堪的政局闹得更加混乱。因为他们背后有皇帝的支持，根本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地方官稍有异议，就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正如《明史》所说：“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

当第一批矿税太监派出不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敏锐地察觉到“所在驿骚，安危之机未知所底”，弹劾陈增、鲁坤之流，“借陈矿务，干政擅权”。承运库太监陈增向皇帝要求：“一应事宜听臣便宜行事，事竣之日，承委文武职官会同抚按，分别举刺，以示劝惩。”御马监太监鲁坤向皇帝要求：“各官既承任使于臣，宜有所辖。”所谓“便宜行事”云云，就是想成为事实上的钦差大臣；所谓“分别举刺，以示劝惩”云云，就任由他们来评判、奖惩地方官。显然大大超越了矿税太监的职权范围，是名副其实的“干政擅权”。有鉴于此，戴士衡尖锐地指出：“是欲以抚按自处也，是欲立于监司之上也。堂堂天朝，奈何令刀锯之余品题天下豪杰！”他担心，先前擅权乱政的大太监王振、刘瑾，将重现于今日，“祸播生民，毒流荐绅”。他预感到矿税太监将要“干政擅权”，以后的事实不幸被他言中。

陈增到山东监督开矿不久，就向皇帝告御状，诬陷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矿务”，指控山东巡抚万象春“遮蔽属官”。皇帝接到他的奏疏，不加核实，立即降旨：逮捕常国贤至京即讯，扣罚万象春一年俸禄。万象春一气之下引疾辞官而去。万历二十六年，新任山东巡抚尹应元忍无可忍，弹劾陈增二十大罪，也遭到罚俸的处分。皇帝对陈增欣赏有加，命他兼带征收山东的店税，与临清的税监马堂冲突，互相争税。皇帝不得不出面调解，马堂分管临清，陈增分管东昌。得到皇帝的宠信，陈增愈发肆无忌惮，指使党羽程守训、仝治、张大亨等，把搜刮的范围扩大到徐州、宿迁、淮安、扬州，乃至南京、苏州、杭州等商业繁华地带。动称奉皇帝密旨，搜罗金银财宝，诬陷富商巨贾藏匿违禁物品，抄家充公，致使上百家富豪因此而破产。甚至随意杀人，地方官不敢过问。

直隶巡抚刘曰梧上疏弹劾陈增：“奸人假托诏旨，擅置官属，往来京省，窃弄威福。道路喧传，有武英殿中书程守训称奉密旨，凡有大商巨室违法致富，及官民军舍怀藏珍宝者，悉听告发。臣初不信，比至，则旌盖车马填塞街衢，列金书钦命告密牌，四甲士翼而趋，戈矛剑戟拥卫如卤薄。以奸人仝治为中军，别踞高舰。逻卒数百，出匿名文书，指甲为乙，曰‘此富而违法者’，曰‘此家藏珍宝者’，皆被锒铛囊三木，曳而过都市。索贿多者万金，少亦不下数千百。如仪真监生李长才，京商王懋佶，淮扬高、汪、方、全诸巨姓，无不立碎其家。（程）守训方且至金陵，至芜湖，又过其原籍歙县，门建一坊曰‘帝心简在’。宴游赏赐之费动以百金，私置婢妾，妄称进御。又号于众曰：‘我天子门生，部院不得考察，督抚不得纠弹。’及臣细访，其人则市井无赖，屠沽淮上，窃伎而逃者也。”陈增竟然在各地胡作非为，刘曰梧希望皇上大奋乾断，处死程守训、仝治之流，警告陈增。皇帝根本不予理睬。

在皇帝的纵容下，陈增更加飞扬跋扈。万历三十一年，南京监察御史王藩臣弹劾陈增。矿税太监所至如焚，然而肆恶之广、流毒之深，未有如陈增；各地岌岌可危，人心叵测，也未有如徐淮之间。当年刘曰梧指责的情况，如今依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了。王藩臣揭发：陈增原本是一个狎邪小人，目不识丁，手不能算，愚蠢之极；却贪类狠，恶同虎噬，狠毒之极。“以至愚之性，为至狠之事，其愚终不可破，其狠亦不可终回。初收巨恶程守训为阉门伶人，为阉门喽啰儿，连年穷凶极暴，具在诸臣参论疏中，擢发难数。续收充戍书手王桐石，听其阴恣鬼蜮，听其阳提傀儡，一应文移本章俱出其手。（王）桐石随起家三十余万，见今父子纳监，与程守训一时并称豪富。其他如周子连、孟近川、王鹏、吴见田、袁友松等，不下三四十人，各复集党引类，又不啻数百。今日走东诈骗，明日走西吓抢；今日提解某犯，明日追征某赃。所管税务仅止徐州，而所害人家则遍及江淮南北诸郡。无辜之人卖妻鬻子，丧身破家，真在汤火，莫必其命。”

皇帝只当耳旁风，不予理睬。直到凤阳巡抚、漕运总督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揭发程守训贪赃劣迹昭彰，罪证确凿。陈增才感到惶恐不安，被迫向皇帝招供，程守训藏匿违禁珍宝，贪污白银四十万两。皇帝得知这一消息，下令把程守训押解进京审讯，处以死刑。陈增遭此惊吓，一病不起，于万历三十二年一命呜呼。皇帝闻讯，首先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陈增搜刮的财富，特地下旨：“陈增既已病故，所收见在税课并一应钱粮、方物，俱着抚按委令兵道等官，公同查明，封记解进。”同时规定，陈增原管矿税事务划归仪真税监暨禄兼办，继续陈增未完成的搜刮任务。

陈增并非特例，其他矿税太监莫不如此。御马监太监梁永，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皇帝派往陕西，征收名马货物税。按照规定，税监不得带兵。但是梁永招集亡命之徒，蓄积战马五百匹，组成一支骑兵，出入边塞。他的党羽锦衣卫千户乐纲最为桀黠，帮助梁永干些作奸犯科的勾当。富平县知县王正志向朝廷揭发梁永的奸谋，皇帝不由分说地下令将王正志押解进京，关入锦衣卫诏狱四年之久，竟不明不白地死于狱中。渭南县知县徐斗牛是和王正志一样的廉吏，对梁永颇为不满。梁永指使党羽杭大贤率领一支人马，直入渭南，向徐斗牛敲诈勒索，当场打死几人，在县衙大堂大放厥词，徐斗牛愤恨而死。

陕西巡抚贾待问（字学叔，号舂容，广平威县人）为徐斗牛鸣冤，希望皇帝对梁永有所惩处。皇帝却要梁永参与审理此案。言官杨应文表示反对，说：徐斗牛之冤，陛下业已洞鉴，梁永身为主使者，罪与杭大贤同科，岂可偃然参与审理此案？他的反对毫无效果。梁永凭借钦命，在审理时反诬陕西巡抚贾待问、西安府同知宋贤，有挟私之嫌，将此数人一并勘察。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一至于此，皇帝欣然同意。此后梁永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向皇帝提出，兼领镇守职衔，率兵巡视花马、庆阳等盐池，征收盐课。更有甚者，梁永假借巡察为名，率领亡命之徒，打着旌旗伞盖吹吹打打四出游行，肆行劫掠，挖掘历代帝王陵寝，搜求古代金玉器物，到处勒索。知县不堪其扰，纷纷单骑脱走。梁永指使爪牙杖杀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等。

万历三十四年，广东道御史周懋相披露，梁永抵陕西征税以来，他的衙门简直就是盗贼渊薮：“四方亡命蚁聚蝇趋，朝为狗盗之流，暮作入幕之宾，一人而二三其名，一日而三四其貌。税监（梁永）止计其投充之资多寡若何，甚有面目不及睹，姓名不及详者谓投充税府，即盗弗敢问，是税府为盗薮也。”梁永手下那帮爪牙，拦路抢劫，甚至挖掘帝王陵墓，只要能聚敛财富，都可以投充在他的门下，白天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他的幕僚。这样的税监衙门，与盗贼窝又有什么两样？

梁永超越职权，勒令咸阳知县宋时济贡献冰片、麝香等名贵药材，遭到拒绝。咸宁知县满朝荐（字震东，湖广麻阳人），严厉执法，将白昼行劫的梁永爪牙逮捕究治。梁永倒打一耙，向朝廷诬告宋时济、满朝荐“抗旨狂悖”。皇帝立即下旨谴责：“有司何不仰体朝廷德意，乃敢抗违狂悖，主唆奸徒劫去税银，擅将奉差校番混拏，酷刑监禁。却又打伤土民参随，以致地方百姓不宁，好生可恶。奏内咸阳知县宋时济，并有名奸恶，着抚按官严行拏解来京究问。咸宁知县满朝荐，既仕未久，姑降一级调用。”这种不公正的处理激起民愤，陕西巡抚顾其志向朝廷报警：“秦民万众共图杀梁永！”内阁辅臣朱赓见事态严重，向皇帝进言：梁永一面之词未可尽信，且调停诏旨刚下，就逮捕有司官员，难以引导舆论视听。请求皇上把梁永押解回京，以安人心。皇帝当然不会把生财有道的梁永撤回，稍作让步，释放宋时济，恢复满朝荐官职，来缓解舆论压力。

陕西巡按御史余懋衡查明梁永偷运赃物到北京附近藏匿，以及私自蓄养兵马等事，向皇帝报告。梁永恼羞成怒，派他的党羽乐纲，收买厨师毒害余懋衡。幸亏余懋衡命大，多次毒害不死，严刑拷问厨师，缴获贿金和毒药。拿到真凭实据后，余懋衡上疏揭发梁永罪状。言官们获悉后，莫不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弹劾梁永。福建道监察御史陈宗契的奏疏就是一例：“今接邸报，见有陕西巡按御史余懋衡所参梁永、乐纲蛊害一事，满朝臣工莫不错愕咋舌，而亦未常不叹虐珰之流祸，小人之无极，国家之法纪。噬鲸吸脂敲髓，其为秦民荼毒已非一日，所见于诸臣参劾者，亦已非一疏矣。在梁永恨不欲剥尽秦民，在三秦亦恨不欲即收梁永所恃。御史余懋衡入关以来，恃斧断猾，疏膏畅泽，庶几伤心欲动之秦民亦谓控诉之有路，迁延旦夕，以不即及于乱耳。然三秦各为虑，（余）懋衡不可一日无；梁永自为虑，（余）懋衡不可一日有。遂以乐纲为腹心，又以张永桢、李可利为爪牙，贿毒布置，乘间连发。虽其觉露，适有天幸，而（余）懋衡之就死地者，危乎危乎间不容发矣……御史代天子巡方为命吏，而（梁）永等敢以炰烋之势，取天子之命吏而毒杀之，是目中无天子之吏，足见无天子之渐也。祸莫大于杀使，罪莫大于无君，梁永、乐纲宜加以何刑也乎？”

陕西巡按御史王基洪报告朝廷：梁永斩关夺囚，杀伤吏民，料其必反。果然，梁永唯恐陕西军民发难，招集亡命之徒，手持剑戟弓弩，押运辎重，结阵而行。余懋衡紧急报告，梁永谋反，爪牙逃亡。梁永反咬一口，诬陷满朝荐伏兵渭南“劫贡”。矛盾已经完全激化了，皇帝仍然偏袒梁永，下令逮捕满朝荐，并要陕西地方官派兵护送梁永回京。

皇帝为了聚敛财富，指使、纵容矿税太监到各地搜刮，横行无忌。地方官员无法制止，中央官员徒唤奈何，除了上疏发发牢骚，似乎无力改变这种局面。

税监孙朝抵达山西，榷税诛求百万，山西巡抚魏允贞每事裁抑，并且上疏揭发其罪恶。孙朝反诬魏允贞“倡阻抗命，煨烬木植，攘尅贪滥”。皇帝接到魏、孙两本奏疏，明显抑此扬彼，把魏允贞疏留中不发，把孙朝疏转发部院，意图很明显，要部院大臣提出惩处魏允贞的意见。部院大臣偏偏不买账，吏部尚书李戴（字仁夫，号对泉，河南延津人），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字景文，号一斋，陕西三原人）等大臣，极力称赞魏允贞贤明，请求将魏疏下发，与孙疏一并评议。吏部右侍郎冯琦（字用韫，山东临朐人）为魏允贞辩护：“自抚晋以来，事事节省，公费廪给尽充修边赈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晋中士民皆谓巡抚但饮山西水耳。臣等细考（魏）允贞平日之事，参以孙朝今日之言，（魏）允贞孤立独行，多仇少与，即与阁部大臣时有争论，其不能屈意奉内臣可知。孙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寝处其皮，在皇上面前尚且如此骂詈，其在彼中盛气加抚臣可知。始而相疑，继而相争，抚臣既参内臣，内臣亦参抚臣，此乃二臣两相抗而相讦，非臣下敢抗诏旨也。其焚烧木植一节，或系奸民放火，或系邻火延烧，事在彼中，难以悬断。若谓有贪滥攘尅，赃至三十余万，则臣等敢以百口保之。（魏）允贞原籍南乐，去京不远，皇上试加细访，其房屋田产多寡，虚实当自了然。若指廉洁为贪滥，指节省为攘尅，使天下清吏闻之无不灰心，贪官闻之有以借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今以巡抚重臣因与中使相争而罢，则何以弹压冲边，激扬大吏！即有官吏贪赃攘财之事，更复何所畏惮！合一省而奉一内臣，又合群小而哄一内臣，奸弊丛生，谁敢究诘？则财之入于国者几何，而出于民者无算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则从宏观角度，请求皇上“宽逮系”“停矿税”。他说：“皇上果喜果怒，而利大半归诸中使棍役矣。不然，刘有源之万六千，程守训之数十万，从何自来？而独一刘有源、一程守训已耶？夫皇上之喜怒，皇上之威福也，名虽窃于中使，实则落于棍役，内何有于法司，外何有于抚按！即抚按且数为龁，不安于位，而守令佐幕举人逮矣，生员逮至二三十名矣，何论军民！或弃之江，或毒以刑，或掘其冢，或折其臂，或拶其乳，或坐视群棍奸戏者，不可胜数。此何法也？欲何为也？无非用财货也，财货又大半入中使棍役也。”

皇帝对大臣的议论不屑一顾。山西军民数千人专程赶到北京，在紫禁城外为魏允贞申冤，迫使皇帝不敢贸然对魏允贞作出处分。

对矿税之弊分析得最为透彻的当推李三才。万历二十八年五月，淮扬巡抚李三才就请求停止矿税：“窃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阁部九卿台省百执事，无不诵言之；忠臣烈士孝子仁人，亦无不极言之。皇上莫之省也，岂以或出于风闻而不足凭与，抑以或过于激切而不能听与……上下相争，惟利是闻……如臣境内，抽税者，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者，扬州则鲁保；芦政者，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棋置星列，如捕叛亡。加以无赖亡命附翼于虎狼，不逞之徒托名于城社，如含山之潘元等，和州之陈所蕴等，淮安之马如壮等，扬州之蒋季柔等，瓜州之酆奎等，仪真之吴大川、汪三等，泰州之郭实等，宿州之顾其礼、戴环等。或假雕印信，而公行吓诈；或冒充名色，而明肆抢夺……至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诈财，动以万数，破产倾家，十室而九空……皇上既溺志于货利矣，故目之所见，身之所接，昼之所思，夜之所梦，无非金宝珠玉者，所谓逐鹿不见泰山也！”

皇帝没有反应，次月，李三才再上一疏：“数月以来，远迩传闻，凡有章奏但系矿税，即束高阁，一切不省。臣且信且疑，且警且骇。信斯言也是治乱存亡之机也，臣不愿皇上有是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忌讳而不敢言，尤莫大于固拒而不受言。忌讳而不敢言，罪在下，犹可说也；固拒而不受言，责在上，不可说也。臣之前疏，非泛常之疏也，国脉民命之所关，天心祖德之所在也……拆人之屋，掘人之墓，奸贪残贼，若近日秦楚等处所奏，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况吾衽席之赤子，无辜之齐民哉！穷困无聊，呼天叩地，奸雄乘机，遂生窥窃，如徐州赵古元之类是矣。夫有土有众，则人皆知有朝廷；众叛土崩，则人皆起为敌国。一旦风驰尘鹜，四方云扰，介焉之身，块然独处，即有黄金过斗，明珠填海，谁为守之？而又谁为运之？只以藉寇兵而资盗粮耳。”

万历三十一年九月，李三才再次请求停止矿税，因为这是“万民剥肤之灾，国家燃眉之急”。他讲道理摆事实，首先指出，与内府缺乏相比，百姓更加缺乏：“皇上每有催征，必曰内府缺乏，不知天下百姓更缺乏之甚也。夫使内府果缺乏也，是社稷之福，灵长之庆也，所谓貌瘦而天下肥也，所谓仁者散财以得民也，缺乏在一人，而充盈在天下也。然而实不然也，皇上之所谓缺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天下百姓之所谓缺乏者，朝夕不一饱，父子不相守耳。以此较彼，孰乏孰足，孰缓孰急，又何待臣辞之毕哉！”其次指出，矿税榨取数倍于国家的正税，而其中十分之九为群小所吞并：“姑即臣之境内言之，淮徐丰沛巨浸千里，凤泗颍亳闾阎一空，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乃取之于矿税，取之于芦洲，取之于盐课，取之于田房，纳之于公家者什一，吞之于群小者什九。何取非财，何财非民？是不数倍于正供耶？不但此也，有进贡之夫，有皇簰之夫，有修陵之夫，有挑河之夫，每差不下数千，每家不下数两。何夫非财，何财非民？是又不数倍于正供耶？”因此，他建议：“凡属矿税，尽数报罢，而后侧身修行，图安于危。”

皇帝朱翊钧始终执迷不悟，我行我素。矿税太监的倒行逆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引爆了民众动乱。

三　临清民变、湖广民变及其他

早在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吏部尚书李戴就已指出矿税太监所酿成的社会危机，迟早会触发民众的暴乱。他说：方今水旱灾害频仍，田野萧条，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此正奸宄窥伺窃发时也，而又益以纷纷矿店，以发其机而速其变，是岂可不为寒心哉”？更何况，矿税太监干的是焚林竭泽的勾当，对地方而言，无异于剜肉割肤之惨，聚敛来的钱财大部分落入此辈私家囊橐，“徒使利归群小，怨归朝廷，厚贵未收，荣名顿损”。随之而来的后果不堪设想：“且恐轻悍任侠者出而奋臂一呼，四海民生，无生之乐，有死之心，云合响应。即便瓦砾化为黄金，何益于国家？”李戴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后来的事实表明，一系列民变的爆发，其源盖出于此。

1．太监马堂的横征暴敛与临清民变

山东的临清，京杭大运河穿越而过，是南北商品转运的重要枢纽。大运河中段会通河疏浚后，临清成为“漕挽之喉”“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商旅出于其途”。

弘治二年，临清由县升格为州。万历中，临清的人口由明初的户、口，猛增到户、口。顾炎武论述山东形势，指出山东要害之地有五处，临清居其一，它的要害就在于“南北之咽喉”。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爆发，官员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首先想到的就是“南北之咽喉”，纷纷指出：临清运道之咽喉，齐鲁之扼塞，民俗剽悍，加之东西南北之人贸易辐辏，乘乱一呼，云集雾合。此地一摇，京师欲安枕而不得。

皇帝当初向这里派遣矿税太监时，恐怕没有考虑到“此地一摇，京师欲安枕而不得”，而是看中了它是一个很有油水的钞关所在地。早在宣德年间，朝廷鉴于商业的发展，在全国设置了七个钞关，临清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河西务（顺天）、浒墅（苏州）、九江、北新（杭州）、淮安、扬州。从每年征收税银的数量来看，临清无可争议地占据首位：

1．临清　　　两

2．浒墅　　　两

3．北新　　　两

4．河西务　　两

5．淮安　　　00两

6．九江　　　1两

7．扬州　　　两

到了万历二十五年各个钞关的税银有了明显增长，临清仍遥居首位。据户部督饷侍郎张养蒙报告，每年各钞关税银数量如下：

1．临清　　　两

2．河西务　　两

3．浒墅　　　两

4．北新　　　两

5．淮安　　　两

6．九江　　　两

7．扬州　　　两

热衷于聚敛的皇帝，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财税重地，他命天津征税太监马堂兼管临清的征税事宜。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马堂向内库进奉税银两。次年三月，马堂向皇帝奏请，增加天津、临清每年税银二万两。为了达到增税目的，马堂公然违背原先颁布的条约“杂粮十石以下即小本生意免税”，在临清旧城、新城内遍布税吏，竭泽而渔。凡是背负肩挑米豆杂粮的小贩，都不放过，一概征税，以致小商小贩不敢到城里做买卖，小民生计受到很大影响。矛盾激化，终于导致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民变。

据山东巡抚尹应元报告，民变的始末大致如下：

四月二十四日未时（午后），脚夫小民三四千名，聚众包围了马堂的税监衙门，声言：马监丞招募来的征税吏役，不遵守先前颁布的“杂粮十石以下及小本生意免税”条约，在本州新旧城，凡系背负米豆生理之类，尽行抽税，以致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艰难。当时税监尚未开门，群众围在外面高声喊叫。突然衙门内冲出一批兵丁，手持木棍赶人，用弓箭射击，还捉拿了五六人，关进门内。外边群众高声叫喊：里面杀死人了！众心忿激之下，奋力冲进门内，放火焚烧税监衙门。在混乱之中，内外互殴及践踏而死亡三十多人。

山东巡抚尹应元有意替马堂开脱，把责任推到征税吏役身上。天津巡抚汪应蛟的态度有所不同，把民变归咎于马堂“剥取太滥”。他在报告中说：“临清太监剥取太滥，商人不堪，约四月二十四日开刀，共图雪忿。不意二十二日，临清王（炀）守备差役进禀地方聚众之事，本监（马堂）不分皂白，将就差役腰剪取首，墙头盘舞，纵吓外人。见观如堵，即放乱箭，射伤人众。因纵火内焚，土人目击，横行无忌，卒然挺手相搏，打死委官人役四十余人。王（炀）守备见变起萧墙，躬亲往救，将太监（马堂）救出在家。今家家杜门自守，市肆寂然。此异常大变，不知将来作何状也。”

马堂手下官员郑惟明为了替马堂掩饰罪行，把民变的责任推到王炀身上，诬告王炀“挟私造谋陈兵，鼓众烧房，抢夺钱粮”。皇帝接到奏报，立即下旨，把临清守备王炀押解京师审讯，而马堂却逍遥法外。

临清民变是自发的民众暴动，其中“以负贩为业”的王朝佐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堂手下爪牙横行霸道，公然抢劫背负斗粟尺布的佣夫里妇，致使远近罢市，市面萧条，民众怨声载道。事发当天凌晨，王朝佐捶挝马堂衙署的大门，请求见面交涉，数万市民追随欢呼。马堂恐惧不敢出面，命令兵丁向外射乱箭，杀伤多人。王朝佐攘臂大呼，破门而入，愤怒的民众纵火焚烧衙署。官府奉旨逮捕王朝佐，并欲将追随者一并惩处。王朝佐说：吾实为首，奈何株连无辜？七月二十六日，王朝佐被处死，围观者无不叹息泣下。

临清民变是民众对矿税太监倒行逆施的公然反抗，引起朝廷官员极大震动，敦促皇帝有所反省。当时担任皇长子侍班官的叶向高，就此事向皇帝进谏。他首先谴责马堂虐害商民是激发此次民变的主因：“臣等见临清告变，戕杀四十余人，中使马堂几乎不免，奉旨逮系守备矣。中外人情咸谓：马堂平日不能奉宣德意，信任爪牙，虐害商民，斗米寸薪，皆被攘夺，以致小民穷迫无聊，生心倡乱。为（马）堂者正宜改弦易辙，敛戢凶残，庶几可弭。乃计不出此，辄复擅杀立威，致深众怒，孽由己作，罪复何辞！”其次，他强调临清的安危关系到朝廷的纲纪、法度，不可掉以轻心：“临清去辇毂下不数百里，白昼通都兵刃交接，此而不问，朝廷之纪纲安在？法度安施？政刑既失，奸宄窥人，是大乱之道也。若店税犹存，中官如故，而徒欲正法申威，捕治乱党，人心不服，祸变必生。一夫号呼，四方响应，又大乱之道也。”再次，他请求皇帝停止矿税，避免民众动乱再次爆发：“陛下贵为天子，享四海九州之奉，尚犹患贫；彼蚩蚩编氓，囊箧几何，肯甘剥削！最可痛者，有一种穷民，营生无计，惟于行贾辏集之区，百货灌输之地，肩挑背负，赶脚推车，日觅数钱以资衣食，养父母妻子。一旦生计断绝，束手无如，千百为群，椎心饮泣，而其人又皆雄健多力之夫，不闲礼义之辈，挺而从乱，如决水东流，滔滔莫御。”皇帝根本不予理会。

户部官员向皇帝指出形势的严重性：今天下各处饥馑，京城米价腾涌，征税太监项背相望，密如罗网，严如汤火，势必人人裹足，家家悬金。希望皇上敕谕税监蠲免米麦豆谷的税收。皇帝不得不表态：各种肩挑背负小贩准予免税，其他商贾贩卖酌量收税。

但是深受皇帝信任的马堂，并未受到任何惩处，也未调离临清，依然我行我素，指使号称“十虎”的帮凶，号称“槌师棒手”爪牙，白昼攘臂抢夺，夜晚杀人放火，致使众多商铺关门歇业。御史徐缙芳（字奕开，福建晋江人）向皇帝揭发马堂九大罪状：

罪一，马堂原驻天津，今公然扬帆逾淮扬而南，蔑视明例，无复畏惮；

罪二，不闻题请，越疆恣行；

罪三，天津税务系马堂专管，既往扬州，托付何人？毁君命于草莽；

罪四，势必重坏盐政；

罪五，益误边输；

罪六，将来不惟无课，抑且无商；

罪七，异时临清激变，今且必致地方鼎沸；

罪八，逋逃之众倚马堂为渊薮；喜乱之徒借马堂为口实，中都一摇，陵寝震惊；

罪九，一路动则诸路动，谁实戎首，启此厉阶！

皇帝并不把马堂“蔑旨欺君”“惊扰地方”当一回事，仍然信赖有加。就在临清民变过后不久，马堂还向内库进奉银子一万四千四百两、马三十匹。从以后的记录来看，马堂不但是天津、临清的税监，而且还是兼征淮扬盐务银的盐监。

值得注意的是，马堂进奉给内库的税银数量并不大。从万历三十年到三十六年，一共进奉税银不过区区十二万两。然而他对临清经济的破坏是难以弥补的。由于马堂的胡作非为极大地损害了商人与市民的利益，使得这个物流重地的集散功能受到严重打击，据万历三十年户部尚书赵世卿报告，临清原有绸缎店三十二家，关闭了二十一家；原有布店七十二家，关闭了四十五家；原有杂货店六十五家，关闭了四十一家。商业极度萧条，辽东布商几乎绝迹。

临清是矿税太监横行的一个缩影，其他各地莫不如此。著名的交通重镇河西务，由于矿税太监的过度横征暴敛，致使商人大幅度减少，原先一百六十家布店，只剩下三十多家。至于临清等七大钞关的原先的关税收入，也有大幅度减少。户部尚书赵世卿说：“曩时关税所入，岁四十余万，自为税使所夺，商贾不行，数年间减三之一。”万历二十五年各钞关的关税共计两，税监派出以后，关税逐年减少：万历二十七年，两；万历二十八年，302两；万历二十九年，两。显然，万历二十九年比万历二十五年减少了约37%。从万历三十年到三十二年，临清等七大钞关的关税收入较前有大幅度亏损：临清亏损两，淮安亏损两，河西务亏损两，浒墅亏损两，北新亏损两，扬州亏损两，九江亏损两，合计亏损两。

由此可见，矿税太监向宫廷内库源源不断进奉银两，似乎是在创收，殊不知这是在国库连年亏损的情况下实现的。

2．太监陈奉的鸱张狠毒与湖广民变

与临清民变相比较，湖广民变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皇帝派御马监太监陈奉到湖广，征收荆州等地店税，兼顾兴国矿洞丹砂，以及钱厂鼓铸等事，总之是运用一切手段聚敛财富。陈奉骤然身领皇命，趾高气扬，恣行威虐，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之入骨。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预感到危机一触即发：“（陈）奉一言信若蓍蔡，按臣屡疏置若罔闻，臣恐鸱张太甚，则民心益骇；狠贪太毒，则民怨益深。三湘七泽之间，蒙奸衅起，与贼为应，西南半壁之天下，岌岌危哉。尔时即磔（陈）奉、脔（陈）奉，亦何益矣！”

果然不出所料，陈奉的狠毒激起荆州民变。数千商民上街游行示威，向陈奉投掷石块，幸亏陈奉溜得快，才躲过一劫。以后陈奉欲在沙市征税，沙市商民群起驱逐；欲在黄州团风镇征税，又遭镇民驱逐。陈奉恼羞成怒，无法拿哗变民众出气，便诬告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府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府经历车任重等官员，煽动暴乱，阳诬阴害，抗旨挠税。皇帝接到陈奉的奏疏，贸然下旨，逮捕华钰、车任重，贬谪李商耕、赵文炜、高则巽，罢免湖广巡抚曹楷。为了支持矿税太监，皇帝不惜罢免一名巡抚、贬谪二名知府、逮捕一名推官和一名经历，无异于纵容他们更加肆意横行。

为了迎合皇帝的贪财心理，腾骧左卫百户仇世亨上疏，竟然信口开河地胡说，湖广二十五府所属州县各项赋税存留羡余等银两，“何止亿万余两，宜委官追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编造这样的谎言还嫌不够过瘾，有耸人听闻地说，据兴国土民漆某等人报告，当地人徐某等“挖黄金万两，内有唐相李林甫夫人杨氏诰命金牌一面，对方二尺，厚二寸，金童一对；乌金炉瓶烛壶，金茶壶酒壶金面盆，重六斤半；金浴盆重二十四斤；金古钱，金木鱼，尚有左右金银窖未开”云云。

一望便知，这是一个小小百户为了邀功，而信口编造的谎言。全国一年上缴太仓的税银不过三四百万两，太仓历年积存银两从未达到“亿万余两”的数目，区区湖广一省何以会有“亿万余两”存留的税银！至于挖出李林甫夫人杨氏墓葬金银财宝，以及金银窖藏，不过是街谈巷议，如同讲鬼故事，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贪婪的皇帝竟然信以为真，十分顶真地下了一道谕旨：“这奏内，湖广通省各府州县积贮各项存留羡余等银，约有亿万余两，及兴国州民人徐鼐朋掘古坟，黄金巨万，掩饰事情。且今帑藏匮乏，向不解进济用。着各督理矿税内官陈奉，不妨原务带管，率原奏官仇世亨、原任守备戴烨、土民漆有光，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并经管有司官员查明。一半留与本省兵饷赈济之用，其一半即金银等件，一并解进应用。”发了这道谕旨，他意犹未尽，特地嘱咐司礼监太监写一道敕文给陈奉，要他“查理该省积余银两”。

陈奉接旨后，立即督查此事。要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西追查出来，毕竟比制造这些谣言困难多了。湖广积存税银“亿万余两”，一时查无实据，只得搁置一旁。陈奉集中精力追查一笔横财——李林甫夫人杨氏墓葬金银财宝。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是一干人等胡编乱造的谎言。陈奉把徐鼐等人抓起来毒刑拷问，责令他们赔偿这笔虚构的财产。如此巨额的古董价值连城，徐鼐之流哪里赔偿得了。不得已，陈奉下令把湖广境内的古墓全部发掘一空，以便向皇帝有个交代。一时间，湖广民众怨声载道。湖广巡按御史王立贤试图阻止这种胡作非为，向皇帝说明，兴国府发掘的古墓，乃元朝吕文德妻之墓，并非李林甫夫人之墓，此事纯属“奸人讦奏，语多不雠”。请求皇帝下旨停止挖掘古墓。皇帝似乎感到扫兴，把王立贤奏疏留中不发，听任陈奉继续胡作非为。

一年来，陈奉在湖广不但肆意榨取，而且颐指气使，僭称“千岁”。按照惯例，皇帝称为“万岁”，皇帝册封的藩王称为“千岁”，小小的奴才阉宦竟敢称为“千岁”，狂妄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派出的爪牙向富民豪绅敲诈勒索时，动辄声称“千岁爷爷要行奏请抄没”相威胁，逼迫他们拿出大批金银财宝。爪牙们依仗“千岁爷爷”的权势，横行霸道，常常闯入民居，借口身上藏带金银，逼捉脱衣，肆行奸辱；或者抓进税监衙门，关押欺凌。

这种无耻行径，激起武昌、汉阳等地民众的公愤。生员王某之女、沈某之妻都遭受侮辱，众生员愤愤不平。万历二十八年正月，武昌、汉阳民众千余人聚集于湖广巡抚、巡按衙署大门口，击鼓控诉税监陈奉的罪行，抚按官不敢受理，群情更加激愤。受害民众聚集了一万多人，高喊：“甘与陈奉同死！”哭声动地，气势震天。愤怒的人群游行到陈奉的税监衙门，蜂拥而入，抛砖放火，顿时浓烟四起。要不是巡抚、巡按带领兵丁赶来解围，陈奉此番必死无疑。

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把此次民变报告皇帝，指责陈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陈）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内阁辅臣沈一贯也向皇帝进谏：“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继之黄州，继之襄阳之光化县，又青山镇、阳逻镇，又武昌仙桃镇，又宝庆，又德安，又湘潭，又巴河镇，变经十起，几成大乱。”请求皇上撤回陈奉，收回楚民之心。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奉派人到谷城县开矿，盲目草率，一无所获。竟然胁迫谷城知县拿出县衙门库藏银两抵充，激怒县民群起而攻之，把这群凶神恶煞追打出境。

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字可大，号慕冈，凤阳盱眙人），弹劾陈奉九大罪状。他的奏疏写得气势逼人：

——臣于二十八年三月内到任，目击内监陈奉万状惨虐，逮官司士民无数，黜陟生死之权一由掌中玩弄，楚省丧亡之形已迫，而势不复待也……今（陈）奉之违旨极矣，其毒小民以乱地方，臣不能悉数矣……二十八年五月内，江西税监陈奉隔省重征，商船罹苦，奉圣旨：“这税课有旨，不许重征叠收，湖广内官陈奉，如何重收至江西小池口，姑且免究。今后各处如有听信拨置违犯的，一并重治不饶，钦此。”乃陈奉藐旨抗违不改，仍于本年九月初一日，牌委黄州卫哨官杜修曰、除差百户王体仁、县丞沈继韶，前来征收。仰本官督同原役速赴清江镇（即小池口）征收税课，如再迟误，定行提究……陈奉得重征银两不可胜计，收入私囊，不行解进，而又分外索有司包税。此其违旨一也。

——武、汉、黄所属州县，正例矿税银两业十九完矣，更于额外指称开矿，吓广城韩知县银七千两，黄梅县库银一千五百两，参随项文科、赵大汉等共得银三百两，罗田县库银一千两，广济县库银一千七百两，黄安县银一千三百两，大冶县银七百两，曾立簿银三百两，蕲水县二千两……此其违旨二也。

——科索之外复行挟骗旨开墓金……卖田银四千两，收入私囊，不行解进。此其违旨三也。

——恐吓当铺、盐店吴大成、鲍日昌等十八家，得银一万二千两。……此其违旨四也。

——（掘）祖父冢四十七处……骨尸抛入江内……金盆珍宝等收入私囊。此其违旨五也。

——借以查税为名，日日勒索商萧继山等……活活将徐堂打死。此其违旨六也。

——又因索私银不遂，船户沈金以五十打死，马户邢思盘两刀杀死……童生五人砍去手足，丢入江中……此其违旨七也。

——正月初七日，陈奉与三司臣会饮于省城大观楼，率盗兵五百余人，持大刀数十把，拦截街衢耀武，不许人行，铳炮连天，旌旗蔽日……此其违旨八也

——与沈士问、陈登云等同饮，自言：“我如今之像个楚王，事就到大富贵何难？”爰是招兵数千，日有增益，官员人等有不呼为“千岁”者，辄怒责之……此其罪又不止违旨九也。

——凡此，楚人无不侧目重足，恨不旦夕食其肉而寝其皮也！

冯应京说得有根有据，陈奉却反诬冯应京“挠命”“凌敕使”。皇帝大怒，立即降旨，把冯应京贬为杂职，调至边远地方。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等言官不服，交章弹劾陈奉，乞求皇帝宽宥冯应京。皇帝怒上加怒，不但不宽宥冯应京，反而将冯应京除名，连杂职官也不让他当。

不久，锦衣卫缇骑抵达武昌，陈奉通衢大道发布告示，公布冯应京罪状。此举激怒了民众，数万市民包围了陈奉的税监衙门。陈奉仓惶出逃，藏匿于楚王府。愤怒的民众抓住陈奉的爪牙六名，投入江中，打伤前来逮捕冯应京的锦衣卫缇骑，焚烧了税监衙门。躲避在楚王府的陈奉秘密派遣随从三百人，武力弹压示威民众，射杀数人，受伤者不可胜计，局面顿时大乱。当拘押冯应京的囚车经过大街时，身穿囚服的冯应京顾全大局，劝告示威民众，民众怒气稍稍缓解。后人回顾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对冯应京推崇备至：“先是，楚苦税监陈奉之荼毒者二年，公（冯应京）入境，其焰颇戢，已复狂逞。辛丑（万历二十九年）春，公乃上疏劾其不法九大罪。而税监（陈奉）诬蔑之疏亦至。诏降公官，寻削籍，寻逮系。公初闻降报，即解组登舟，士民哄然，哭声震原野，苇舸攀追，夹岸号呼者信宿不绝。争绘像尸祝之，建生祠若干所。及在途，闻逮系报，遣妻子东还，而单骑赴中都龙兴寺候逮，冲襟愉色，谈道不。黎明即起，颂高皇帝御制文集。或询楚事，曰：‘尽臣职耳，非有意为之也。’械入金吾（锦衣卫）署中，税监亦见撤。于是楚民不啻更生，而公且罹刑鞫禁诏狱。薄海之内咸谓公以一身易全楚之命，烈日争光，而全楚世世感之刺骨。”

却说藏匿于楚王府的陈奉慑于民众的威力，一个多月不敢露面，多次向皇帝请求回京。内阁辅臣沈一贯、言官姚文蔚（字养谷，浙江杭州人）等官员，请求皇帝把陈奉撤回。皇帝犹豫不决。此时恰逢江西税监李道也向皇帝揭发陈奉“侵匿税银”“阻截商贩”“征三解一”“病国剥民”等罪状，皇帝才下决心把陈奉召回，另派承天府守备太监杜茂代理湖广税监；包庇陈奉的支可大也遭到撤职处分，另派工部侍郎赵可怀出任湖广巡抚。

陈奉在湖广两年，打着为内库敛财的幌子，中饱私囊，返京时随身带回的赃财多得惊人。为了防止沿途遭遇抢劫，由士兵护送出境，舟车相衔数里不绝。

3．苏州民变与云南民变

万历二十九年初，苏州织造太监孙隆手下的税官王建节，在苏州葑门外灭渡桥设立税关，凡进入此处的商贾，以及手持鸡鸭、布匹的乡民，都得征税，引起公愤。五月，苏州织造太监兼征税太监孙隆，勒令当地丝织业机户，每织机一架加征税银三钱。一时间舆情汹汹，讹言四起，机户纷纷关门罢织。被雇佣的织工（即所谓“佣织”）面临失业的威胁。

六月初三日，丝织作坊的“佣织”数千人，共推昆山人葛成为首领，举行反对税监孙隆的示威游行。游行的人群击毙孙隆爪牙多人，指责吴县知县孟习孔为“阉党”。浩浩荡荡的示威人群包围了孙隆的税监衙门，孙隆翻墙逃命。两天后，当局派兵弹压，逮捕首领葛成等人，迅即处死。这次民变带有其他民变所没有的特点，可以看作前近代早期工人运动的前奏。

退休在苏州老家的申时行目睹了此次民变，以元老重臣的视角分析事变的教训，希望当局引以为戒：“万历辛丑（二十九年），吾郡城盖有民变云。初，矿税诏下，各省直俱遣内臣，纷纷四出。而奸黠无赖之徒百计夤缘，窜入参随名籍，从中簸弄，所在狼贪虎噬，商民不堪其苦。独江南税事并属织造（太监），不特遣。而一时罢闲官吏多以攀缘进者，所在关津各有委官。时税官王建节据葑门外之灭渡桥，无论往来商贾，即乡民持只鸡匹布入市者，皆见侵剥，众不胜愤愤，欲群殴之。而黠者更相与谋曰：‘税官率以贿进，从大家借贷得之，此祸本也，盍共掊击之！’乃集数百人先击杀王税官，而次及大户，又次及缙绅家，扑人至死，尸诸市，并燔其室庐，城中大扰。时太守（知府）山阴朱公某已擢任未行，余以书趣之，令亟出抚谕。而葛臣（应为葛成）者自诡首倡，挺身服辜，众稍解散。翌日始定，然磔裂死者数人，焚荡者数家，几有揭竿挺锄之变。而抚臣方坐句容，闻变而来，中途而返，若以吾郡为瓯脱者，殊可怪也！往时抚臣自周文襄（忱）来，皆驻吾郡城，而宋抚台某始移驻句容，避过客应酬之扰。余在阁中尝撰敕，有驻劄苏州语，遂复其旧。又数年而朱抚台某以句容为便，竟不奉敕，后遂因之，使郡城之兵皆番直抚院于句容，郡中无一卒可使者。猝遇民变，任其猖狂，而莫之谁何。”

申时行对于苏州民变的起因，归结于孙隆手下的爪牙的横征暴敛，而民变终于酿成大乱，则归结于管辖苏州的应天巡抚驻扎于句容，而不驻扎于苏州，致使苏州“无一卒可使”，“猝遇民变，任其猖狂”。其实并不尽然。

明末松江人吴履震记录苏州民变，对于民变爆发的全过程，记录很具体，对领袖人物葛成充满敬意：“万历辛丑岁（二十九年），催税事起，无赖狙侩因缘巨珰，相为奸利。自商贩作务，以及菜佣，细琐毕税。市人汹汹，遂期于六月初三日，诅于玄妙观。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不呼而集者万余人，同声相应，以某巨魁（指孙隆）为讨，环其庐而拘之。会已亡，乃纵火，不取一钱，有私其入者，共击杀之，惟罪人是讨。当是时，事起仓卒，苏守（苏州知府）与长吴二令（长洲、吴县知县），欲问主者为谁，卒不可得。蚁聚五日，榜示万端，无一解散者。越八日，忽有壮夫袒肩摇蕉扇突众而出，长揖太守（知府）前曰：‘余为葛成，实倡是举，请戮成以申国法，余人乞置勿问。’太守义之，顾司理称叹者久之。于是招谕众曰：‘尔曹迫劫至此，非探丸杀人者比。’下令散其党。（葛）成独诣郡请囚，太守为之流涕，遂亦罢税。（葛）成既自诬服，兵使者杖之濒死，遂以（葛）成名闻之抚台……当事者始拟重辟，后渐轻减。一时倾动，争欲识荆。至有貌其像而祀之者，祈禳咸应，人目之为葛将军云。”

葛成这位普通市民为了反对横征暴敛，挺身而出，只为声讨太监孙隆，而不谋私财。及至当局追责，又主动承担责任，不连累他人。不独令民众感戴，也令官员叹服，民间祭祀他为葛将军。明末名士张溥写了“义士葛成像赞”，对他赞美不已：“义士有声吴中，久死而肖像，世谓雷将军复生也……义士当中贵蜂出，一击使服，吴中无名之税俱脱，其一时不死者天耳。天启之末，五人号呼，首悬市门，何欤？五人死不十月，坟墓高敞故中贵祠，当时所谓上公地也。义士愿洒扫居守其间，今虽后死，及地相见，可以无恨。然五人一奋血肉，诛死狼籍，义士械处数年，卒醳，吴人犹能见其老人形象。呜呼，可谓非时哉！”

尚膳监太监杨荣，因为经常在皇帝面前讲究如何谋利，深得皇帝宠幸，派他到云南聚敛财富。杨荣到了云南以后，向皇帝奏称，阿瓦、猛密等地有宝井、睛绿宝石等珍奇瑰宝，请求皇帝让他专领其事，一年可以为内库增加数十万收益。杨荣其实是信口开河，一年上缴内库的银两，还不到他自报数目的十分之一。为了寻找借口，诬陷知府周铎“侵匿珠宝”，周铎因此被逮入狱。杨荣继而欺得厚利，请求皇帝命令丽江土官木增“退还侵地”，用来开采矿藏。云南巡抚宋兴祖极力反对：“丽江古荒服地，自本朝始率众归诚，太祖令木氏世知府事，限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番。国家自有云南以来，无西域之患者，以丽江为之敝也……今欲退地听采，必失酋帅之心，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皇帝没有理睬，杨荣自此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恣行威虐，被他杖杀的人有几千之多，府州官吏，早晨向朝廷奏报，晚上就被他逮捕。知府蔡如川、知州甘学书就因为清廉刚直，而受他诬陷，逮入锦衣卫诏狱。云南民众忍无可忍，一怒之下，烧了杨荣的税监衙门，杀了他的爪牙。大学士沈鲤劝告皇帝：“民怒如水火，不可犯也，请下诏宽宥，暴（杨）荣罪状。”皇帝虽然知道杨荣暴虐，却不予追究。

万历三十四年正月，杨荣逮捕指挥使樊高明，在私第对他施以酷刑，筋骨断绝，仍要押解京师。又因所要马匹，逮捕指挥贺瑞凤，扬言要逮捕六卫官。御史指挥贺世勋等率领军民万人，包围杨荣的衙署，纵火焚烧，抓住杨荣本人，当即处死，把他的尸体投入烈焰之中，他的徒党与辎重也焚烧殆尽。消息传出，天下人心大快。皇帝却怒气冲天，竟至绝食数天。直到皇太后劝解，阁臣慰问，才消气进食，对于民变仍耿耿于怀：“（杨）荣不足惜，何纪纲顿至此？”

皇帝责问别人“何纪纲顿至此”？不检讨一下，原本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不派遣矿税太监何至于到这步田地！多年来，上至阁部大臣，下至地方官员，几乎异口同声反对矿税太监。皇帝固执到底，是纪纲紊乱的罪魁祸首。

4．只撤矿监，不撤税监

万历三十年二月，皇帝一度病危，紧急召见大臣到仁德门候旨。少顷，命内阁首辅沈一贯进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西暖阁内，皇太后站立于北面，皇帝在东面席地而坐，太子与诸王跪在他面前。沈一贯叩首请安后，皇帝对他说：先生向前，朕享国已久，疾病日益严重，死而无憾。请先生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面临死亡的威胁，他反省派遣矿税太监的过错，对沈一贯说：矿税事，朕因三殿两宫工程未完，权宜采取。今宜传谕：各处矿税及各处织造、烧造全部停止，先前因建言获罪，或反对税使而入狱者，全部官复原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沈一贯感动得失声痛哭，一旁的太后、太子、诸王也痛哭流涕。这一细节流露了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为了修缮三殿两宫急需大量资金，故而派遣矿税太监四出搜刮。几年来弊端百出，是他始料不及的。因此在病危之际托付后事，首先想到的便是由他自己宣布停止这一弊政。这是他第一次曲折地承认派遣矿税太监、织造太监、烧造太监骚扰民间的错误，尽管是在放马后炮，也是难能可贵的。

独裁者只有面临死亡时才能忏悔自己的错误吗？果然，次日，他的身体奇迹般康复了，立即反悔昨天晚上的忏悔，要求追回昨天发出的停止矿税等弊政的谕旨。也就是说，他要一如既往地支持矿税太监的倒行逆施。司礼监掌印太监田义劝谏：谕旨已经发出，岂可反悔？皇帝恼羞成怒，要亲手杀死田义，见田义不为所动，便把刀放下，立即派二十几名太监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矿税以济大工，不可罢。”沈一贯惶恐无计，只得缴还已经拟好的诏书，还不忘叮嘱一句：“成命不可更，望圣主三思。”然而他的“圣主”不肯“三思”，坚决收回了“成命”。这表明，他是明知故犯，知道是弊政，仍要固执到底。吏科给事中萧近高（字抑之，江西庐陵人），要求皇帝“坚持最初一念，俯答臣庶之祈吁，将原传停税、逮系、起废三事一一施行”。所谓“停税、逮系、起废三事”，就是皇帝在启祥宫后殿暖阁亲口宣布的谕旨：“罢矿税，停织造烧造，建言获谴及忤税使系狱者俱复官”。萧近高希望皇帝“坚持最初一念”，反映了言官们的共同呼声，但是他拒不接受。

有了这样的反复，官员们反对矿税太监的议论更加汹涌。万历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郭正域进谏，以太祖与世宗的先例，说明开矿“利官少，损民多”的道理，希望皇帝以太祖、世宗为法，以百姓为本，勿吝改过。万历三十二年，陕西道御史汤兆京（字伯闳，号质斋，常州宜兴人）说：“臣以为，地方一日有内使，则朝廷不可一日无纪纲。如辽东高淮之驱民投虏，祸在萧墙；陕西梁永之逼死县官，咎征河竭；广东李凤之勾引红夷，搜括澳夷；山东陈增之雄据水陆，倚大猾程守训为心腹，商旅半不出途；云南杨荣之横行南服，藉巡抚陈国宾为贤主，地方屡至激变。”

内阁辅臣沈鲤的一席话，意外触动了皇帝。万历三十三年的长至日（夏至日），内阁辅臣沈鲤、朱赓一同到宫门外叩首，向皇帝祝贺节日。皇帝赏赐酒饭，命司礼监太监陈矩陪席。席间，沈鲤向陈矩谈及矿税的危害。

沈鲤说：“某一路来，见矿税害百姓，所不忍见。再三疏请，皇上未见允行。”

陈矩皱着眉头说：“诚然。”

沈鲤说：“若说害百姓，还是第二义。”

陈矩不解地问：“百姓受害，何谓第二义？”

沈鲤说：“皇上受亏多了。”

陈矩问：“何谓也？”

沈鲤说：“如今人家也要风水兴旺，今国家把名山大川都凿破，灵气发泄尽了，将来圣躬岂不受亏？”

陈矩说：“此利害真不小。”

饭后，沈鲤与朱赓谢恩告退，陈矩向皇上转告沈鲤的一席话。听说开矿破了风水、灵气，有所触动，对陈矩说：“这话说得是，关系我身上的。你去与沈先生说：有甚培补法子，替我补一补？”陈矩遵旨前往内阁请教，沈鲤乘机进言：“名山大川灵气发泄如何补得！但急停了矿，安静久了，灵气自复，便是培补的法子。”皇帝听了频频点头。不久，他就下达停止开矿的谕旨。

《明史·沈鲤传》据此写道：“（沈）鲤、（朱）赓谒贺仁德门，帝赐食，司礼太监陈矩侍。小珰数往来窃听，且执笔以俟。（沈）鲤因极陈矿税害民状，（陈）矩亦戚然。（沈）鲤复进曰：‘矿使出，破坏天下名山大川，灵气尽矣，恐于圣躬不利。’（陈）矩叹息还，具为帝道之，帝悚然，遣（陈）矩咨（沈）鲤所以补救者。（沈）鲤曰：‘此无他，急停开凿，则灵气自复。’帝闻为首肯……越月，果下停矿之命，（沈）鲤力也。”

皇帝下令停止开矿，并非因为它危害民众，而是对自己不利，即沈鲤所谓“皇上受亏多了”“恐于圣躬不利”。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他向户部、工部发去一道谕旨，宣布停止开矿，把开矿太监召回京城。他道出了这几年忐忑不安的心情：“朕以频年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责己省愆，不遑宁处。”责己省愆的结果，觉得开矿得不偿失，为了补偏救弊，作出如下决定：

——其开矿抽税，原为济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采征天地自然之利。今开矿年久，各差内外官俱奏出砂微细。朕念得不偿费，都着停免。若有见在矿银，就着矿差内外官员一并解进，驰驿回京，原衙门应役。凡有矿洞悉令各该地方官封闭培筑，不许私自擅开，务完地脉灵气。

——其各省直税课，俱着本处有司照旧征解。税监一半，并土产解进内库，以济赏赐供用之需；一半解送该部，以助各项工费之资，有余以济京边之用。

——其各处奏带员役，止着押解催攒钱粮，行文差用，不许私设关津，指称委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夺，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亏国家正课。抚按官还同该监不时访拿治罪。

皇帝终于认识到盲目开矿弊大于利，不得不宣布停止，开矿太监一律撤回北京，回原衙门供职。但是，对于征税太监还是舍不得撤回，仅就暴露出来的漏洞，做一些修补，比如各地征收的税银一分为二：一半归税监，解送内库；一半归地方，解送户、工二部。又比如，禁止私设关津，不得妨碍正常商业活动，不使关津征税受损。

万历三十四年以后，税监仍在各地活动，权力已有所约束，进奉内库的税银数量有所减少。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税监对于社会经济的危害，以及它所带来的后遗症难以消除。万历三十五年，户部尚书赵世卿的奏疏就是一个明证：

——何况巍巍聪明天纵之主，乃至以货闻哉！敛苍生之怨气，割明世之荣名，窃为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论，则矿税宜先罢也。天下之事害与利相倚，散与聚相因。利小而散之速，则得害尚轻；利大而散之迟，则得害愈重，故聚敛而菑害丛生。

——自有矿税以来，貂珰渔猎，翼虎炰烋，掘坟墓而枯骨寒心，奸子女而淫污掩口。素封垂罄，已十室而九空；白骼塞途，且十人而九死。以致恨曲仇歌，人与为怒；火焚水葬，家与为仇。此而不已，后将何及！

——自榷采一兴，生民之骨肉既多毙于群虎之爪牙，生民之脂膏又尽润于群奸之橐囊。邦有硕鼠，泽无归鸿，以故数年来，催拖欠而拖欠绌，稽关税而关税微，取契镪而契镪分，搜库藏而库藏绝，课盐荚而盐荚薄，求赎锾而赎锾销。

赵世卿作为职掌国家财政的大臣，分析税监对于国计民生的危害，十分深刻。皇帝依然故我，内阁首辅叶向高接二连三地向皇帝呼吁，也毫无效果。万历四十一年，叶向高以广东为例，说明税监导致海内困苦已极：“臣惟抽税一事，海内困苦已极。然他处税额止于数万，地方犹黾勉答应，独广东一省至十七万，粤民苦累难堪。加以（税监）李凤、李敬之剥削，皮毛俱尽，痛入心骨。幸皇上先岁撤回李敬，稍宽一分。然而十七万之税终为难办。臣但逢广东士民无不疾首蹙额，如坐汤火中，时刻难度，翘首企足，以望蠲免。顷闻李凤病笃，皆以为沐恩有机，而阮昇之命又下矣。假使（李）凤未即死，是有两凤，即（李）凤死而（阮）昇代之，其诛求骚扰必更甚于（李）凤。此粤人之所以痛哭吁天，而言官之所以纷纷执争，不能自已也。”

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向皇帝报告，福建税监高寀的横征暴敛激发民变，请求皇帝撤回高寀：“（高）寀在福建日久，人甚苦之。近闻其带管广东，延颈企踵以望其去。然臣以为移此害彼，均是王民，不忍使广东独受其祸。而（高）寀以将有粤行，搜括愈甚，造船蓄货，索取民间百物。凡领价者毫不给与，且加以鞭箠。人情愤怒，聚集该监衙门，由百而千，由千而万，喧哄不已。该监遂令左右行凶，杀死二三十人，尽焚其尸，射放火箭，烧毁民屋数百间。百姓聚集愈多，环起而攻之。地方官劝谕，方散。次日，该监复躬自提刀，率领百余人，皆张弓露刃，突入巡抚公署，捉拏巡抚并巡抚之子。至于街中，两司官李思诚、吕纯如等冒刃解救，方放巡抚回衙，复劫李思诚、吕纯如为质。次日，以陈同知代之，（李）思诚等方得脱身。其狼狈颠沛之状，不可尽言。”税监高寀在福建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民愤极大，终于激化为民众暴动。高寀不但不反省，反而归咎于地方官镇压不力，率领打手冲进福建巡抚衙门，逮捕巡抚及其儿子。气焰嚣张，一至于此！叶向高请求皇帝撤回高寀，“非独为一方安危利害所关，亦为国家惜纪纲，为皇上惜体统”。

这种弊政一直延续到万历末年，朱翊钧至死不悟。不得不由他的儿子朱常洛来收拾烂摊子，朱常洛在登极诏书中，以“先帝遗诏”的名义宣布：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煜、马堂、胡宾、潘相、丘乘云等尽行撤回。但是地方经济社会所遭受的摧残，已经无法挽回了。

四　怠于临朝的朱翊钧

1．为何怠于临朝？

神宗皇帝朱翊钧晚年勤于聚敛，怠于临朝，政府处于瘫痪状态，也不闻不问。当时的官员朱国祯说：“上（神宗）益恭默，批发者内外庶僚推升只一‘是’字。巡按复命举下部，凡阁臣部院条陈、告归疏，皆留中。淮抚李三才被劾，有救者，有再劾者，前后凡一年有余，迭积不可胜数。其余两衙门，听其自作自止，自相攻击，皆以不闻不见处之。”

朱翊钧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皇帝，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为什么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怠于临朝呢？这是研究万历朝历史值得细细探讨的问题，人们的见解很不一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晚明名士夏允彝对此有这样的分析：“自郑贵妃宠甚，上渐倦勤，御朝日稀。迨国本之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章满公车，上益厌恶之，斥逐相继。持论者益坚，上以为威悚之不止也，不若高阁置之，批答日寡。后遂绝不视朝，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经筵久辍，推升者不下，被纠者不处，上之一切鄙夷也。”夏允彝在这里勾画了万历皇帝怠于临朝的渐变过程：先是对朝政表现出倦怠之意，上朝的日子逐步减少；以后发展到绝不上朝，奏疏也懒于批答，束之高阁。当然是真实的写照，然而对渐变的原因分析得有点牵强。

首先，把“倦勤”“御朝日稀”归咎于宠幸郑贵妃，沉迷于儿女情长，失之偏颇。诚然，宠幸郑贵妃是确凿无疑的，但与“倦勤”“御朝日稀”没有必然联系。由于宠幸郑贵妃，在册立皇太子事件上意在与廷臣对抗，从而导致“三王并封”“妖书案”“梃击案”之类政治风波。透过这一系列事件，人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他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秉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和廷臣一样，都把这些与“国本”有关的事件，当作朝廷头等大事，紧盯不放，丝毫看不出由于宠幸郑贵妃而倦勤的迹象。夏允彝这位与陈子龙齐名的几社名士，对于晚明史常有真见卓识，不过对于此事的评述，难免落入“女人祸水”论的窠臼。他似乎以为，郑贵妃之于明神宗，犹如杨贵妃之于唐玄宗，其实不然。杨贵妃“女人祸水”论，前人早就有所澄清。郑贵妃等而下之，更无论矣。神宗的“倦勤”“御朝日稀”是应该从别的方面寻找原因的。

其次，把神宗后期“批答日寡”到“绝不视朝”，归咎于廷臣的朋党之争，是他对朝政反感的结果，显然是本末倒置了。万历一朝官僚队伍中的朋党之争、门户之见，其实是皇帝一手造成的。他在“倒冯”“倒张”的政治风潮中，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为昔日反对新政而遭到罢黜的官僚平反，重新起用，委以重任。这些人上台以后，意气用事，力图把万历十年以前的一切全部否定。于是形成两派官僚、两种政见的明显对垒。以后围绕着“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的分歧，使得这种对垒更加具有朋党色彩。如果把这种政治斗争看作是皇帝“批答日寡”“绝不视朝”的原因，实在是模糊了君主与臣下的责任界限，颇有臣下代君主受过之嫌。

由此可见，夏允彝的评论没有抓到点子上。那么近人的看法又如何呢？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的《明清史讲义》，专叙万历一朝史事的第五章，标题赫然是“万历之荒怠”。他把万历皇帝亲操政柄的几十年称为“醉梦时期”，说他“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而把原因归咎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这“软熟之人”的魁首便是申时行，因为申时行“遇事迁就，以成其过”，章疏留中，讲筵永罢，都是申时行开的先例。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马楚坚，把孟森的论点加以发挥，把神宗的荒怠完全委过于申时行。他说：“迨申时行继为元辅，其为祸尤大，万历政弊与其有莫大关系……（帝）欲作解放不受束缚，故‘每遇讲期多传免’，时行不但不匡正此变态心理，反助帝偷学，疏其变态为巨流，并为帝虑一偷懒之法，以‘进讲章（讲义）’代讲授，‘自后为故事，讲筵遂永罢’……又助上怠政，教其将不愿接受之‘章奏留中’，‘毋下其章’。帝自后所以对奏疏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实‘自此始’。又劝帝拒谏，不辨是非……自是以后，神宗遂以此而自由自在，日耽荒逸，纵情声色，饮酒使气，贪财好货为乐。”

孟氏、马氏所论历历有据，并非臆测。但是，皇帝的怠于临朝，要内阁首辅来承担责任，未免太不公平。申时行为人“软熟”，“遇事迁就”，都是于史有征的。不过对此应该具体分析，申时行何以如此？他是出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的前车之鉴，把威权统统交还皇帝，事事由他独断裁决，让内阁辅臣回到“辅佐”的本来位置。申时行的迁就，为皇帝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为他的荒怠提供方便。从事实上讲，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的八九年间，是皇帝亲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期，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根本谈不上荒怠疏懒。从逻辑上讲，申时行如果像严嵩那样专擅朝政，那么神宗才可以像他的祖父世宗那样，不理朝政，荒怠疏懒。

神宗怠于临朝，个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长期以来耽于酒色，以致疾病缠身，使他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所谓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而且荒怠也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加剧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从万历十四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七年去世为止。

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皇帝连日因病免朝，到了三十日仍未好转，再次命司礼监太监传谕内阁，说他原本欲御门临朝，已于卯时初刻（清晨五点钟）准备动身，无奈“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可见日前暂免朝讲期间，“静摄服药”并无效果，仍然“身体虚弱，头晕未止”。于是才会有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指出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

皇帝头晕眼黑、力乏不兴的病情一传出，廷臣无不惊骇，也有人怀疑皇上托疾偷懒。其实是冤枉他了。他的暂免视朝日讲，是因病请假。这毛病拖到万历十五年，仍不见好转，二月初三日，他派文书官传谕内阁，暂免经筵，原因是“连日动火，时作眩晕”。此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视朝日讲经常宣布暂免，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还是朝讲如初。例如万历十五年三月初六日，他“身体初安”，按照规定视朝，百官上殿庆贺，随后又在皇极门暖阁召见申时行等三名内阁辅臣，议论朝政，并向三位大臣打招呼：“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忧心。”又如万历十六年二月初一日，他按例到文华殿参加经筵，经筵完毕还和阁臣们议论《贞观政要》，品评唐太宗与魏徵。不久旧病复发——头晕目眩，不能动脑筋，视朝、日讲、批阅奏章自然难以胜任。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即民间所谓大年初一他因为雒于仁批评他酒色财气，召见申时行等阁臣。申时行向他指出，皇上的疾病需要静摄，也要兼顾朝政：“皇上朝讲稀疏，外廷日切悬望，今圣体常欲静摄，臣等亦不敢数数烦劳起居，但一月间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间一临朝，亦足以慰群情之瞻仰。”他听了并不恼怒，耐心地解释说：“朕疾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即使每月仅有的三四次上朝也难以办到。这种状况以后成为常态。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在病情稍微好转以后，他对阁臣谈起自己的健康状况：“原朕之疾，因火生痰成病，故食少寝废，尝服药饵，未见瘳愈。以致庙享屡遣代行，朝讲久废。”同年九月，他又向申时行谈及病情：“朕今年以来，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心神烦乱。”真实地流露了久病不愈的内心痛苦。其后，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病情仍不见好转。太常寺少卿王如训请求皇帝亲自庙享，他答复道：“朕切念庙享重礼，罔敢安逸！近日以来，溽暑蒸湿，面目发肿，行步艰难，恐不能成礼，是以命官替代。其分献陪祀执事等官，宜体朕心，倍加谨慎，勿得怠忽。”依然是“溽暑蒸湿，面目发肿，行步艰难”的老毛病，庙享不能成行，视朝也只能偶尔为之。

此后二十多年中，皇帝处理朝政，是通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的方式来实现的。他不上朝，不接见大臣，却始终牢牢地掌控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廷臣们对于皇上深居内宫，无法一睹“龙颜”有所不满，不断上疏进谏。

万历二十二年七月，皇帝传谕内阁，还是谈他的老毛病：“朕自入夏以来，常中暑湿，身体屡生热毒，又头眩软弱，时享（郊庙）暂遣代行。”遭到贵州道御史许闻造（字长孺，浙江海宁人）批评：“顷岁以来，谓郊庙为常事，谓朝讲为虚文，谓公忠为党同，谓救谏为激聒……大臣一时杜门者，六卿几居大半；言官废锢草野者，两载几至七十余人。阙庭不闻采纳一言，台省不见挽回一事，奏牍沉阁而无从稽其出纳，正士短气而无复关其忠鲠，贤者寒裳而求去，留者掣肘而难为……陛下试察旬日以来，诸臣弼违之章，视昔不稍减乎；謇谔之风，视昔不少沮乎？”反映了一般官员对皇帝不郊庙、不上朝的怨气，对朝政混乱的不满情绪。

以后类似的批评接连不断。户部主事董汉儒（字学舒，大名开州人）说：“神圣御宇亦且二十三年，何始勤终怠？国是日非，频年深居，群臣罕得窥其面……国家堂堂一统，非不久安长治者，自朝讲希阔，壅蔽渐滋，忠直废弃，乖异侵起，九阁三殿之间，惟闻纵酒淫刑黩货而已。时事可忧，又不止帑藏空虚尔也。”

御史马经纶批评得更为尖锐：万历二十三年以来，皇帝贬谪言官三十四人，“以泥沙视贤才，以草芥待台省”，是“第一大亏损事”。然后正话反说：“皇上年来厌恶言官，动辄罪以聒扰，今忽变而以钳口无言罪之。夫以无言罪言官，言官何辞。臣切观皇上所谓无言者，犹浅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钳口不言，有五大罪”：

——皇上不郊天者有年，曾不能排闼牵裾，诤如故典，是陷皇上之不敬天者，臣等言官也。罪一。

——皇上不享庙者有年，曾不能排闼牵裾，诤如故典，是陷皇上之不敬祖，臣等言官也。罪二。

——皇上辍朝不御，停讲不举，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强持之，是陷皇上不能如祖宗朝之勤政矣。罪三。

——皇上任贤不笃，去邪不决，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强得之，是陷皇上不能如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

——皇上好货有癖，而御下少恩，肘腋之间，丛怨蓄变，言官共虑之，而卒不能批鳞谏止，是陷皇上甘弃万历美政而不克终矣。罪五。

马经纶身为言官，自我检讨五大罪，实际是在影射皇帝有五大罪。此前许多官员批评他怠于临朝，他无动于衷，不予理睬，马经纶的一席话，触到了他的痛处，迅即作出反应，训斥道：“今日览文书，有御史马经纶心与奸逆报复，故讪君无上，借言申救，恐负奸逆之私，好生可恶！此必平素党类之人，宪赋重任如何置此奸肆之畜？本该重治，姑且降三级调外任，不许朦胧推升。”此举引起工科都给事中林熙春、御史鹿久徵的不满，一个说“言路几空，士气重挫”，另一个说“霆威叵测”，提醒皇上“清议在前，信史在后”。皇帝索性将马经纶改为“降杂职调极边”，林熙春、鹿久徵各降一级调外任。

2．“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按照常例，皇帝必须参加嫡母的葬礼。他再一次破例，派遣大臣以“奠代使”的身份，代替他行事，理由仍是患病，行动不便。十五日，他向礼部发去谕旨：“朕自闰八月初旬，偶尔痰流注于左足，动履不便。今大行皇后发引，朕不能恭行扳送，不胜哀恸，着遣奠代使行事。”此举遭到廷臣极其严厉的责难。吏部左侍郎孙继皋（字以德，号柏潭，常州无锡人）上疏劝谏：“古今大纲常必不可亏，国家大典礼必不可缺，冒恳圣明扶疾扳送母后，以光圣人大孝，以慰寰海同情”。他说，看到本月十五日的圣旨，不胜狗马心，事关大纲常大典礼，四海观刑，万代瞻仰，请皇上深思力行，勿之有悔。礼部郎中王就学（字所敬，常州武进人）说，由于皇上没有亲自扳送仁圣皇太后的丧舆，官员玩忽职守，沿途颠簸，少有防护，且日行三十里而止。丧舆停歇处，茫无一人看守。沿途祭奠，俱不成礼，至于玄堂安厝是否妥当，俱不可知，殊非臣子所忍言也。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字章尹，福建莆田人）也对皇帝有所批评：“母子至情，送终大事，少知义理者，尚思竭擗踊哀送之情，以申无已之忧，矧孝思纯笃。如陛下乃以玉体不调，遂失扳送。试追昔容之不复，思侍养之难再，终天之恨，能恝然乎？”官员的批评合情合理，皇帝则有苦难言。他一向以孝顺闻名，待嫡母仁圣皇太后恭谨备至，嫡母的葬礼都不能参加，可见病情不轻，“动履不便”并非托词。到了万历三十年二月，病情突然加剧。二月十六日，紧急召见高级官僚，又在寝宫单独召见内阁首辅沈一贯，当着慈圣皇太后、太子与诸王的面，嘱托后事，要沈一贯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足以表明，多年身患疾病的他，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否则绝不会有这一场虚惊。

万历三十三年六月，皇帝在给内阁的谕旨中说：“朕自入夏以来，寒热不调，湿气熏蒸，头目时常眩晕，章奏未经细阅。”十多年的老毛病始终未愈。

此后，他更加怠于临朝了。正如沈一贯所说：“皇上居深宫之中，不见群臣百姓，可谓塞耳掩目，置人言于弗理。”大臣们的批评不绝于耳。

万历三十四年四月，刑科给事中曹于汴（字自梁，号贞予，山西安邑人），批评皇帝，不仅不临朝，而且连奏疏都不批复：“科道露章纠劾官邪下，不报；中外大僚被劾求去，不报；铨部推举升除、行取起用，不报。臣诚不知其所解。”在这点上，比不上列祖列宗，甚至不如他的祖父世宗皇帝：“皇上守祖宗之鸿业，必遵祖宗之家法，揆厥祖制，固将躬御前殿，面决章奏者也。即世庙中年深居静摄，而批答割决如流水无壅，是以中兴之治远绳祖武，未有朝御既虚，章疏亦阏者也……奈何建言者十弹而十不答，竟成空语；求去者累请而累不得，聊且羁留。言者未蒙乐受，直以抑其芒锋；被言者匪贻主眷，适以丧其生平。且望退之人既不获退，而应进之人复不获进，徒使杜门踌躇者冒濡滞之嫌，非所以明节也；待月淹迟者抱消磨之叹，非所以鼓气也。”

同年七月，工科给事中王元翰（字伯举，号聚洲，云南宁州人）列举皇帝“静摄”的各种表现形式：“静摄之初，犹有绾天下于方寸之意。静摄之久，潜有隔天下于万里之渐。是故大僚任其缺，而不补也；榷税任其毒，而不即罢也；台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选也；章疏任其高阁，而不即报答也；废弃任其沦落，而不即拔置也；边事任其恣相破滥，而不即禁核也；纪法分义任其颓荡凌乱，而不即整顿饬刷也。方今时事，孰大于此？乃诸臣至焦唇敝齿不得一俞可，皇上果违天下以自用，付时艰于东流乎？”因此王元翰恳切请求，“愿皇上定极思动，昧爽视朝，日进阁部大臣商榷急务，令科道官得随朝见面，陈天下利弊是非，皇上从中决发。”这当然是徒劳的。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户科给事中萧近高（字抑之，江西庐陵人）认为，由于皇帝怠于临朝，上下否隔，朝政郁之为病。他列举了“十郁”，其中最久最大的，一是十数年不视朝讲，十数年不经天；二是天地祖宗以代摄为故常，天神人鬼能不怨恫？三是章疏留中，十常七八；四是南北大僚稀如晨星，哀恳乞休，裒如充耳。此外还有，郎署藩臬之推，催十数次而不下；郡守师帅之长，缺数年而不补，等等。皇帝有什么反应？一如既往，“不报”（没有回音）。

虽然皇帝对于官员的批评，一如既往“不报”，官员们却不放弃进谏的机会。万历三十六年六月，云南道监察御史史学迁说：“今殿廷稀御，上下不交，十疏而九不报，百奏而一不闻。间有自帷中可者，又不过寻常故事，中有宵子之言。上既无前席之虚，下亦无造膝之谟。大臣以窥探逢迎为精神，以交结夤缘为工夫；小臣以奔走权门为得意，以背公觅党为职业。似此壅隔痞塞之象，宪宪泄泄之风，而欲国事得理，患难不作，必不可得之数也。”

同年七月，浙江道监察御史李光辉感叹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我皇上临御初年，励精图治，兢业万几，一切章奏批答不停。惟时自宰臣而下，靡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是以在朝跄跄，在野熙熙，廷无阙政，国无横征，人人励素丝羔羊之节，而鲜顽钝无耻之风。”抚今追往，他发出一连串责问：

曾有矿税剜民骨髓者乎？

曾有一人而兼数官，一官而兼数事者乎？

曾有披素摅款以希一当，而竟尔停阁者乎？

曾有频经指摘而日食大官，而挥之不去者乎？

曾有毕力穷氓，苦心边计，而反罹幽囚，莫必其命者乎？曾有折槛匡时，批鳞悟主，而不一赐环者乎？

在一连串责问之后，他又发出一连串感叹：

方今海内自矿税之使煽虐以来，居者不能保其生，徙者不能保其骨，黔黎萧条，生灵磔裂。皇上何忍民命之草芥若此！

自大小臣工停补以来，内少寅亮之风，外鲜贞肃之度，事主模棱，人从长厚。皇上何忍吏治之窳惰若此！

自内帑充积累百万亿以来，闾阎竭有额之供，商民多呻吟之苦，朝野共征，人无固志。皇上何忍邦本之携二若此！自章奏壅滞，百不答一以来，声不及闻，而尊若隔九天。皇上何忍臣僚之阔绝若此！

自宰执重臣相延于淟涊以来，故廉隅不必饰，名节若可损。皇上何忍股肱之萎靡若此！

自满朝荐、王邦才等之相继被逮以来，输忠者丧气，申救者无门。皇上何忍忠良之摧折若此！

往年建言诸臣皆效忠于皇上者，乃立杖之马，一斥而俾其老死于牖下，间有二三栖迟于岩穴者，屡推不用。皇上何忍贤人之禁锢若此！

御史李光辉可以说是一个无名之辈，他的这篇奏疏写得气势不凡，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对皇帝怠于临朝所造成的弊端，分析得淋漓尽致。

皇帝怠于临朝，不批答奏疏，官员不能及时任免，使得中央政府处于停摆状态。当时的内阁辅臣叶向高一再提请，增补阁臣与部院大臣，皇帝置若罔闻。翻阅叶向高的《纶扉奏草》，此类奏疏比比皆是。

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叶向高喟然长叹，内阁辅臣从没有像现在这般蒙受诟病，事出有因。他说：“天下之议实有所由起，而难于自白也。其所由起者虽多，然其大端不过曰章疏停留、人才壅滞。夫章疏者，下情之所由达，上意之所由宣，譬如人之有口有语言，不可喑哑。若章疏停留，则上下隔绝，无以自通。而辅臣者身处禁近，为朝廷腹心，若不为之通其塞而达其情，则凡有结湮郁，孰不怨尤？而彼此猜度，如人行暗中，转相摸索。此议论之必不能免者也。”言外之意，内阁辅臣之所以受舆论诟病，其源盖出于此，是在代皇帝受过。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叶向高向皇帝条陈时政：“臣观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极，每衙门不过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皆杜门求去。其见在供职者，惟戎政（兵部）尚书李化龙、礼部侍郎杨道宾、工部侍郎刘元霖三人，而（杨）道宾又欲给假，（李）化龙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户。长安道上遂几无九卿之迹。”真是咄咄怪事，中央政府竟然到了每衙门只有一人的地步，长安道上居然见不到部院大臣的身影。于此相关联的是难以弥补的财政危机，叶向高说：“户部尚书赵世卿以边饷匮乏，无可设处，困苦悲号，几无生趣，日来控诉于臣。工部又以赏夷无措，求借兵部。光禄寺又以供应难支，求借户、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票拟此等章疏，则茫然莫知为计，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无可奈何，又复沥情苦告，展转支吾，终无了日。穷迫如此，尚可以为国乎？”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叶向高对皇帝谈及吏部、礼部缺掌印官（尚书）：“铨衡、典礼事务烦多，难以停滞，延迟一日则废一日之事。”“往时掌印官缺，犹可令人暂署。今六部尚书、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门。即本部之事尚不能理，况于兼摄！”“户部尚书赵世卿病将一载，兵部尚书李化龙病尚未愈，刑部尚书沈应文、工部侍郎刘元霖、都察院副都御史詹沂，皆称病笃。只一礼部侍郎杨道宾尚在供职，而春分陪祭朝日坛忽眩晕仆地，至今未甦。”

这种状况始终没有改变，万历三十八年叶向高不厌其烦地皇帝重复这一话题。先是催请任命刑部尚书：刑部尚书候命日久，催请数次，未蒙俞允。以至于狱囚积累至千人，不能审讯问断。甚至连狱囚的食米都无人筹措，都由铺户商家包赔。炎暑郁蒸，煎熬难过。继而催请户、礼二部尚书：目前户部事务停阁已久，最为紧急的各边军饷，无人发给；各处解来银两，又无人签收。比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最为困急。而礼部负责颁历贺冬，典礼之臣岂容长久缺失！

吏部尚书孙丕扬（字孝叔，陕西富平人）由于考察官员，受到攻击，情迫乞归。叶向高不敢擅拟留或放，请示皇帝裁断。得到的回答是：“览卿奏，情辞切至。朕疾虽愈，尚尔虚弱，不耐劳烦，点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陆续检发。孙丕扬公忠直介，着出温旨勉留供职。且大臣分义体国奉公，何为自便相率恝然求去！”他要求大臣们不要引疾乞休，而自己却常常说“朕疾虽愈，尚尔虚弱，不耐劳烦”，而怠于临朝。

皇帝依然如故，朝政依然如故，一向温文尔雅的叶向高终于忍无可忍，在万历四十年四月所上的第二十六道乞休奏疏中，大发牢骚：“乃臣一日未去，则朝政一日不行，日复一日，将使纪纲尽坏，国体尽伤，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臣虽木石其心，岂能安处？皇上即视臣如犬马，可以羁縻，进退去留，可以置之不问，乃官僚可尽空乎？言路可尽废乎？各省之按差可终不代乎？浙江、湖广、贵州之科场可不用监临乎？恐从古以来无此事也……今中外离心，人人愁叹，即辇毂之下，肘腋之间，怨声愤气已自满盈，种种祸机无人敢说。臣方深忧皇上之孤危，而皇上顾闭塞愈深，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至于阁臣冢卿亦视若可有可无，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不测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痛快淋漓之极，把皇帝怠于临朝造成的恶果，揭示得入木三分，其中最精彩的一句：“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令人拍案叫绝。

如此这般大声震喝，也难以奏效。皇帝既不同意他乞休，也不接受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叶向高不无感概地说：“国家多事，朝政不行，臣浮沉其间，无所转移，实是有罪……皇上深居日久，如天之穆无声臭，听万籁之争鸣；如水之漫无堤防，任百川之自溃。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

优游林下的申时行对叶向高的处境充满理解之同情，在私信中和他谈及朝政，不胜感慨：“近时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往时或奉御札，或令文书房回答，无中寝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寝者什之七八，此一难也。往时六卿皆备，事体每相商榷，皆得与闻。今疏上报可，绝无违驳，遂至不相关涉，此二难也。一时风尚，率先气节，少年喜事，口语纷纭，前倡后随，党同伐异，狥之则不可胜从，违之则便相仄目，此三难也。”申时行不由惊叹：“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

第四章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无锡东林书院，创建于万历三十二年，禁毁于天启五年，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却在当时社会激起巨大的反响，成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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