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永远是当下国人最关心的话题罗永浩甚至认为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买一个房子是宗教近年的影视圈不乏以房奴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但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还有一群无力买房的“北漂”、“沪漂”他们在租来的房子里过着并不那么光鲜的生活在不属于自己的屋檐下上演着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个庞大的群体触动了一些创作者们比如导演谢家良导演谢家良谢家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70年代生于福建省福安市。先后做过美术、场记、导演助理、副导演、统筹、执行导演等工作，年开始独立导演。年电影《我的哥哥安小天》被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唯一的献礼影片。年电影《我的哥哥安小天》第四届北京体育电影周开幕影片。年9月电影《地图》入围第17届奥本国际儿童与青少年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四十岁之前，谈钱为时过早。垃圾桶里的转型电影
在《异性合租的往事》之前，谢家良的作品都是小众文艺片：《我的哥哥安小天》的主角是一个智障人士，《满园春色》的镜头对准了一群敬老院的老人，围绕三个留守儿童展开的《地图》发生在遥远的内蒙古阿拉善。
谢家良习惯于把目光投在普通人甚至是社会边缘人群身上，相比大人物的波澜壮阔，他更着迷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因为他们的生活足以支撑故事的常态。
在决定转型拍一部商业电影的时候，他聚焦的依然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上海合租的群落“张江男”和“陆家嘴女”。这样的人群，朝九晚五在2号地铁上来回穿梭，是让一座现代都市保持生机的主力军......
《异性合租的往事》是年最火的网络小说，单猫扑一个网站的点击量就近四亿。
同事在收到作者的投稿之后却因为“太过前卫、无厘头”而将其丢弃。
因为有翻垃圾桶的习惯，一个好故事就这么被谢家良从废纸堆里捡了回来。他常说能够激发创作灵感的，其实只是故事里的一两句话，有时候一句话便足以撑起一部电影。而这个故事打动他的，不是什么海誓山盟，只是简单的一句“这段时间我每天下班买菜回家做饭把屋子打扫好等你回来，我在努力的改变自己来适应你。”
是的，“爱一个人，可以为对方去改变”，这就是我们普通人一茶一饭、互相温暖的爱情。
电影的原创编剧是纯种的张江男，所有的故事都是他自身的经历。谢家良在上海也有类似的过往，从刚毕业时租住的没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石库门亭子间开始，一步步扩大居住空间，二十多年走来，悲喜交加。如今三十而立不常有，人生四十才开始倒不鲜见。谢家良认为人生必须要在四十岁之后有所改变。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这个转变来得太晚，身为佛教徒，他却看得很淡：尽人事，知天命。每人各有福报，一夜爆红需要命数，更需要足够的肩膀和担当。“做导演，首先必须是一个’杂种’！菜市场里的艺术家
前段时间，谢家良看到老同学发了一组当年的毕业演出采访。被问及“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时，他的回答是：“做导演，首先必须是一个杂种！”二十多年过去，他依然坚持着这个观点。
谢家良在剧组做过美术、当做制作人，一步一步，直到独立导演。
为了“中国导演都没文化”这句话，他还尝试去写剧本。
一个职业都是一个漫长的修行，从为了一件小道具暴跳如雷，到从容应对资金断裂，他早已过了偏执、自恋的阶段，懂沟通、会协调、能妥协，在片场可以把一个团队都理顺。
《和异性合租的往事》剧照但他从未放低对自己的要求，定下的目标就一定要实现。谢家良早年学习美术，对画面的美感更是十分苛刻，追求构图和光线，有时也会故意让它破掉，留一个缺口，让观众真正走进去。
《满园春色》本来是一个老无所依的故事，沉重、压抑，但谢家良镜头里的敬老院非但死气沉沉，反而一派生机勃勃，姹紫嫣红的景象，他说：“还是要让人看到希望。”
他偏爱喜剧，倾向于用幽默的表达方式讲伤感的故事，在轻松愉快的过程里，传达一些积极、乐观的东西，即便事实残酷，也要笑中带泪。
在剧情节奏的处理上，他不喜欢头破血流的激烈疼痛，他想在观众的心里留下痕迹：把刀插进胸膛，轻轻转动，再缓缓抽出，这疼痛，可以刻骨铭心。
因为虔诚笃信佛教，谢家良始终怀揣一颗敬畏之心仰望着头上三尺的神灵。生活在浮华虚荣的圈子里，他出奇得平和，可以坦然接受同时起步的人大红大紫、腰缠万贯，他不羡慕，知足常乐，心安理得。
他的朋友，五花八门，有政府官员，也有收破烂的，几十年下来，大家都保持着一颗平常心，没有因身份地位而疏远对方。
闲来无事的时候，谢家良会坐公交和地铁去找朋友喝酒叙旧，去菜市场买菜，观察众生百态。
他是一个艺术家，清醒的时候都在思考。
艺术家从来不在作品里提供标准答案，只给人以启迪，他的电影和人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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