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彻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原因是

邓小平故里位于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距市区7公里,是全国唯一以纪念邓小平同志为主题内容的纪念园区。景区内有邓小平故居、北山小学堂、蚕房院子、翰林院子等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邓绍昌墓、淡氏墓等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恢复了神道碑、德政坊等邓小平青少年时期活动场所20余处。景区开放以来,累计超过万游客参观,其中接待青少年近万人次,年接待游客达.65万人次。

今年的2月19日，是小平同志逝世21周年。正如他逝世时的年，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俗，没有过正月十五，还没有过完年，他也没有亲眼看到7月香港的回归。

今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高速发展的四十载，中国沿着总设计师规划的蓝图，创造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经济发展奇迹。

在这四十年当中，中国经济能够一骑绝尘保持着高速的发展，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那么，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想，答案一定是......改革开放。

伴随着新年的钟声，六十年一轮回的戊戌狗年又来了。

而提到戊戌年，总会让人联想到改革和变法。

60年前，戊戌年，我党决定从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扩大会议上，一改“一五计划”时的稳步推进，掀起了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

年前，戊戌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提出“时代变了，祖宗之法也非变不可”，搞起了“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促使光绪帝推动西方模式的戊戌变法。

年前，戊戌年，林则徐奉诏到北京，连续八天被道光帝召见，商讨禁烟大计。道光帝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去禁烟。随后，林则徐念着两句诗，旋即赴广东主持禁烟事务.......

从此改变了中国......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史......

甚至上溯千年，戊戌年，王安石进京述职，系统性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试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可是呢，近代历次戊戌年的变法，无论是试图学习苏联的大跃进，还是试图学习西方的百日维新，甚至是王安石的托古改制，一代代仁人志士们的探索，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前，均以失败告终。

今年，又到了历史循环的戊戌年。而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过去了四十载。

在这四十周年之际，我党又将开启全面深化的改革之路。政事堂坚信，掌握着成功秘密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打破历史的循环，再次成功改革。

而对于我们来说，也可以利用历史的惯性，跟着党走，去抓住历史的机遇。

想要知道抓住历史的机遇。就要先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的戊戌年改革，最终都会失败。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王朝的例子，可谓汗牛充栋，但是通过和平手段成功变法，却是凤毛麟角。

究其原因，在政事堂看来，任何改革都意味着改变现状，因此，改革最大的受损者，必然就是执掌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他们也是改革阻力最大的对象。

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在政治改革之前，不能通过经济改革做大蛋糕。那么无论改革的出发点多么高尚，无论变法的顶层设计多么精妙，可是，在既有的利益冲突之下，重新分配的改革必将遭到反噬。

因此，再好的政治变法，没有经济改革都先行，都会变味，最终会沦为一场政治斗争。

邓小平具有卓越的领导艺术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他的杰出才能和历史功绩不但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内领袖的高度评价，而且得到了各国政要的称赞。

尼克松：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第37任总统，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舞台上，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中国人民熟悉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尼克松和邓小平初次见面于年。这年1月，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访问美国，卡特举行正式宴会欢迎中国客人时，尼克松也应邀莅临。在宴会桌边，他和邓小平相见了。卡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虽然他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人，但是他很高兴在这本短暂的招待会上同他们谈自己以前的访问。从中国人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始终是他们敬重的朋友。”此后，尼克松访华时，多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这条定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总是反复的重演，而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失败，就是“拗相公”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以及他最著名的“青苗法”。

王安石和他青苗法的盛名，可不仅局限于中国，美国著名的华莱士（HenryAgardWallace），作为罗斯福的副总统，操刀了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农业政策，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连他都将王安石誉为中国史上改革第一人。

图为年底，华莱士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先生谈笑风生

而王安石变法中最著名的青苗法，高中教材上面都有，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为农户提供低息贷款，避免农民被高利贷盘剥。

单纯从政策上，大宋的国库充实了，老百姓被盘剥少了，看起来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可是，王安石改革中最重要的青苗法，本身仅是一个金融手段，在实际的耕种过程中，并没有让农民增收，也就是说，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实先并没有将利益的蛋糕作大。

因此，这就决定了王安石的变法，将会面临庞大的阻力。试想，多收税的朝廷与少交税老百姓，双方都得到实惠了，在蛋糕没有作大的情况下，受损的人会是谁呢？

当然就是几千年来，通过高利贷盘剥农民的地主豪强了。

而自古官僚和豪强就是一体的，上朝时是高官，回乡里就是豪强。

甚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这两句诗，就是大宋皇帝宋真宗写的。书生们在大宋朝读书当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享受中间商“赚差价”的权力。

因此王安石的变法，一旦触及到他们这些“中间商”的利益，势必诱发同僚们极大的反弹。

就像为了反对变法，旧党官僚头子文彦博，向宋神宗最终摊牌：“皇上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

最终，一生立志改革的宋神宗，临死前为了大宋皇位的顺利传承，不得不最后跟官僚们妥协，亲手终止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变法。

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只要是意图良性的改革，势必碰触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势必会遭遇他们倾尽全力的反弹。

但是，任何改革又需要官僚集团去执行，因此，倘若不做大蛋糕，就势必会陷入一个死循环，甚至还会出现官员们“扛着红旗反红旗”，最终把最高决策者“忽悠瘸了”的情况。

要不然，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一路斗赢了多少权谋家的慈禧，怎么会相信义和拳的刀枪不入？只不过，被周围人谎话说了一千遍，再睿智的决策者也出现认识的偏差。

更不要说，凡是改革，就会有风险。就算蛋糕作大了，让既得利益集团能够看到利益，但是躺着收租子的他们，也不会愿意去接受有风险的改革。（往低了说，满清纨绔的长期捧着铁杆庄稼和东北工长期依靠捧铁饭碗的结果，也会懒得再做任何改变）

所以，除了要有经济改革在前保驾护航之外，更需要让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感受到危机的紧迫性。

譬如，百日维新的时候，虽然大清朝刚刚打输了一场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尽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众们愤恨不已，纷纷求改革以自强。

但即使这样，大清的统治层仍然没有对改革拥有紧迫性，甚至很多清廷的统治阶层，还为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一败涂地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一场战败，反而为朝廷平衡了过于强大的汉族地主势力。

《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

因此，大清朝的戊戌变法从整个大环境上来看，就不存在改革的急迫性。再加上改革派提出的方案既没有“把蛋糕做大”，又让强大的保守势力“出让蛋糕”。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保守派不会让步，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势必会激化，最终演变为一场政变与血案。

戊戌六君子画像

对大清朝来说，改革很难吗？其实并不难！

就在戊戌六君子以身殉法的几年之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就仓皇西逃。

而等咱老佛爷回来后，清廷的改革力度，比砍了一堆脑袋的戊戌变法尺度还大，走的还远。这是因为，直到被八国联军洗劫了紫禁城、中南海和颐和园，四九城的老佛爷和王爷们才真正明白，再不彻底改革，恐怕这大清朝最后连药渣都不剩了。

所以，明白了政治改革要有经济改革在前保驾护航之外，也需要让整个利益集团感受到危机的紧迫性。我们就会理解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搞大跃进，以及大跃进为什么最后一定会失败。

毛泽东打赢蒋介石之后，面对新中国这个烂摊子，在西方阵营的封锁，以及苏联阵营将我们作为倾销市场的情况下，想要从一个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只能靠自己。

而农业国越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短期内唯一的方式，就是大幅提升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靠增加人口需要等二十年）

而农业化国家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唯一方式，也只能靠大幅发挥劳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因此，延安时期极为成功的“大生产”运动，自然而然的，就被复制到了全国，升级成为了“大生产Plus”的“大跃进”运动，也就是发挥主人翁精神。

在运动的过程中，我党的高层，希望通过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来克服现有困难，加速进入工业化。

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大生产”运动时期的恶劣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当年在革命根据地，前有鬼子和二鬼子的“三光”、“扫荡”，后有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和返乡团的围剿。上到咱书记处书记下到耕地老农民，都明白，不拼尽全力的工作，面对的就是死亡。

在延安大生产的毛泽东同志，窑洞里与黄炎培秉烛论天下，商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出路时，大手一挥，要求全党同志始终保持“两个务必”，坚信跟老百姓一起吃苦的干部们能够不忘初心。

而千里之外，美国记者向宋美龄盛赞共产党人的正直、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宋美龄沉默了几分钟后说：“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因此，58年的那个戊戌年，抗美援朝胜利了，台海危机结束了，外患没有了，干部们也手握权力了。

所以，毛泽东同志还想依靠党员同志无私奉献和人民群众的主观积极性来重现当年的“大生产”，已经不现实了。

他能做的，只能是为后来人奠定一个良好的工业基础。

邓小平的终生遗憾：“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华夏经纬网-11-22

文/杨明伟

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

邓小平：“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经过了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但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

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领袖晚年，都会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在85岁高龄的时候，邓小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日期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晚年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所以，无论是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还是大跃进，他们的失败，不仅仅没有最重要的解决利益分配问题，而且，他们主持变革的时机，也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

因此，纷纷在利益集团的阻挠之下，最终沦为了残酷的党争。

所以这里呢，还是政事堂常说的那句话：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句话，在政事堂《经济卫国战争》系列中解读过。而正在进行的一行三会改革，相信很快就会给我们答案。《股市的黑色一星期，与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成立》

要知道，没有经济改革将蛋糕作大，政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写到这里，再加上政事堂前一篇文章《扫黑除恶，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前提！》，就会明白，为了即将展开的改革大幕，我党是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的！

那么，未来五年的改革，会是什么路线呢？机会又在哪里呢？

这事儿，还是要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汲取营养。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的两次变法，一个是秦孝公的商鞅变法，使得七国之中最弱的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最终成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王朝；另一个则是汉武帝的变法，使得汉朝崛起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也使得“汉”这个字，刻入了华夏民族的基因当中。

而回顾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和汉武帝变法，他们能够成功，除了当时秦汉非常大的外部压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两个变法都事先通过从经济变法上将蛋糕作大。

蛋糕的作大，不仅抚平内部矛盾，还提供了大量的税源，使得中央异常的强大。

从古至今，国家经济上最重要的资源，一个是土地，另一个是劳动力，想要提高农业产量，在没有技术突破的前提下，除了生孩子这个长期工作之外，短期的路子，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从井田制转变为授田制，说白了，就是像小平同志当年，将集体合作制改为家庭联产承包制，通过激励个人的劳动意愿和主观能动性，来提升整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全民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了，自然整个国家的蛋糕就做大了。不仅人民有了奋斗目标，保守集团也能在此过程中分到足够的蛋糕，自然会降低阻挠甚至参与改革，而改革之后，所有享受到改革红利的人，也愿意誓死捍卫改革。

这也是为什么商鞅死了，车裂并灭族商鞅的秦孝文王和秦朝贵族，却依然将商鞅的改革继续了下去。同样，改革开放之后，无论你是左还是右，只要脑子没进水，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大锅饭的时代。

蛋糕作大了，我们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这就是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

而同样，提高生产效率，除了利用本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海外市场的土地和劳动力。

当年汉武帝厉兵秣马，远征西域，南征百越，很多史学家都将之归结为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但是，这些“家里蹲”大学毕业的史学家，没有学过经济和贸易，他们不懂，武帝远征西域漠北，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确保商贸安全，南征百越，是为了打通从缅甸到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

要知道，我们出口的都是丝绸、漆器、茶叶，全都是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而进口的都是低附加值的食品等原材料或者珍稀物品。

因此通过海外贸易，利用我大中华的生产力优势，赚取海外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利润，则是另一种将经济蛋糕作大，以推动政治改革的模式。

毕竟，在海外贸易中，利益集团不仅能够享受到丰厚的利润，还能满足他们所追求的奇珍异宝，因此，他们才会在改革的过程中进行让步。

接下来看，那位跟林则徐一样，念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那位尊敬的长者，所领导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在全球率先拥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奠定了中国全球互联网二哥的地位，孵化了BAT；更搭上了世贸组织的末班车，将中国打入了全球市场，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所以，这里可以顺道解答一个世界级的疑问：中国为什么成功？

原因很简单，我国历代核心的领导集体，总结历史规律后，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改革之路。

因此，我们可以预判的是，中国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是以经济改革为先导，政治改革随后的一个系列改革，而经济改革的重点，一定是提升国内的生产率，将蛋糕作大。

所以，借用历史的视角展望未来，就像当年的秦孝公与汉武帝一样，未来中国的改革之路，一定是一只手解放农村的劳动力和土地，增加国内的生产力，另一只手通过一带一路，为我们开拓海外市场。

这也是我党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正确道路。

那么文章的最后，改革的机遇在哪里呢？

要明白，一套成功的改革体系，经济改革势必是要最终为政治改革服务。改革绝不是为了让既得利益集团作大的经济手段。

因此，改革的最终之路，势必是在经济改革之后，诞生一个符合新的生产力关系的新阶层，与旧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重新形成平衡。

从历史上看，依托于国内的商鞅变法之后，农民阶层崛起，逐渐形成富裕的市民阶层；而对外贸易征战的汉武帝变法之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大批官僚商贾阶层崛起，他们为国家掌管国营混改后的盐铁专营事务。

一方面，正是这些新崛起的势力，不断降低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对于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对政治体制重新洗牌，吸纳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大量的既得利益者也会选择加入改革的行列，重新激活了他们基因里的奋斗精神。

就像如今家喻户晓的那一批大院子弟们，就算没在改革开放初期南下淘过金，也一定在互联网大潮中游过泳。因此，很多原本应该站在改革对立面的大院子弟，如今却成为了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

所以，不想错过中国第三波财富和地位改变的机会，想一想哪个群体是“最牵挂的人”，想想什么是“最重视的战略”，就会知道未来的机遇在哪里。

实在想不明白，也可以翻一翻政事堂最近一段时间都在研究什么事儿，都在研究谁......

说了这么多，其实，改革的方向，并非需要多么高深才能看透。

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之路，从小平同志开始，我党的历届领导核心始终不忘初心，将改革的火炬一棒棒的传递下去，才缔造了中国改革的奇迹。

所以，还是那句话：

当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搞“拳击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却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法，一棒接一棒地跑历史的“接力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密。